一、選材廣泛性
在選材的范圍上,我們將著眼於佛法的整體。佛教界的傳統學者,往往囿於一宗一派的知見:學淨土者以為淨土宗便是佛法的一切;學唯識宗者以為唯識宗便是佛法的一切,使教派之間橫生對立,這一現象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其他宗派的無知。因此,本叢書在內容選材上不限於宗派之別,在重視漢傳佛教的同時,也重視藏傳及南傳佛學的研究。而在研究成果上,不僅吸收港台學者的學術著作,也將對日本、歐美學者的學術成果作系統的介紹。
二、內容學術性
佛教著述大體有通俗性與學術性兩類。在國內教界,基礎性的通俗讀物已相當普及,而具有學術深度的經典著作卻寥寥無幾。在許多信徒的觀念中,以為經論是為修證服務,唯證乃知,而以佛陀言教作為學術研究是不可取的。學術果無益於修證乎?佛法強調聞思及正見的作用,不同於其他宗教的因信得度,而學術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經教,樹立佛法正見。本叢書在取材上著重選擇學術性專著,希望從學術的角度,澄清人們以往對佛教的錯誤認識,使社會能較為客觀地了解佛教的真正內涵。
三、著作權威性
近百年來,東西方學者在佛學研究上的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我們將聘請精通日文、英文,及熟悉港台地區佛學研究的法師學者,在最大范圍內收集資料,集海內外法師、學者於一堂,進行反復挑選,力求選擇各領域中最具經典性、權威性的著作,使每一本都能代表其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每一部都能填補國內佛學研究的空白。
四、效果針對性
《叢書》的編輯本著為中國佛學研究服務的宗旨,因而,我們將針對中國佛學研究的薄弱環節,及中國佛學研究發展需要來進行選材,並突出以下幾個重點:
1、印度佛教:分教史、教理、戒律。對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因受語言、文獻的局限,國內鮮少有人涉足;而在教理、戒律方面,除民國年間有些學者在唯識學方面少有發明外,其余多為敘述性的介紹,缺乏深入研究。佛教發展到中國,因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影響,運用了許多方便善巧,卻也因此出現權實不分、本末倒置的現象。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得從根本佛法入手,從原始佛教及戒律的研究入手,以便溯本清源,明辨明非。
2、漢傳佛教:中國佛教史研究雖是大陸學者的強項,但其成果多為通史泛論,因此,我們將著力於斷代史研究,力求為當今教界解決一些實際存在的問題;在教理方面,漢傳佛教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精髓及獨到之處也是我們今天應當繼承和發揚的。
3、南傳佛教:以往,我們一向視南傳佛教為小乘,認為他們消極厭世,僅能自利,非大乘行者所應學。事實上,南傳佛教傳自部派佛教中的上座銅碟部,保存有許多原始佛教的風范:如律儀生活、禅定及樸素的教理,這正是漢傳佛教所缺乏的。因此,我們將南傳佛教作為重點來介紹,這對中國佛教的基礎建設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4、藏傳佛教:藏傳佛教作為佛教的三大語系之一,有其不可動搖的學術地位。藏傳佛教繼印度佛教之余緒,保存了印度晚期佛教的風格,不僅有獨到的密宗,更有印度諸多高僧大德在佛法修證上的直接傳承,難怪藏密在當今世界如此風行。在中國佛教界,對密宗的認識大體有兩種傾向:一是盲從,以為至高無上;一是否定,以為不是真正的佛法。這都有失偏頗,有鑒於此,本叢書亦將對藏傳佛教作適當介紹,希望人們對此有客觀的了解。
此外,為便於了解印度佛學思想的來龍去脈,我們還選擇了印度哲學及佛教語言的研究,希望將來能出現一批擅長梵文、巴利文的學者,從事佛經文獻的校對整理工作,使佛學研究建立在比較可靠的文獻基礎上。國人研究佛學向來盲從文獻,缺乏懷疑精神,在這一點上,歐美佛教學者的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借鑒,基於此,我們將選擇有關佛學研究方法的著述,供國內學者參考。
編譯學術叢書,還有必要說明一下學術與信仰的關系。在傳統佛教徒心目中,往往將學術與信仰對立起來,覺得對佛陀的言教信仰即可,大可不必進行研究。而學者的意見卻正相反,記得我在北大參加國際宗教學術研討會時,某教授在發言中就說到:我允許學生有宗教信仰,但不希望他們帶著信仰從事研究,那樣會影響到學術的客觀和公正。
信仰與學術真的對立嗎?我認為,至少佛教不是這樣。假如缺乏信仰,對佛教的研究很難做到客觀和公正。佛法的修學既強調信,更重視解,在信解統一的前提下,才能達到實證的效果。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有勝解行地,那是對佛法揭示的真理生起堅定信仰後才達到的正確理解;相反,沒有信仰、缺乏體驗的研究,僅憑個人的經驗感覺及主觀意識的判斷,雖貌似客觀、公正,究其實,卻往往落入了自以為是而不自知。
我們由衷地希望,通過這套叢書的編輯,吸收海內外學者的佛學研究成果,促進並提高國內佛學研究的學術水准,並幫助人們加深對傳統經教的理解。佛法是契理契機的,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應有適應時代的佛法,在今天這樣一個非常時代,如果還是停滯不前,就將被時代所淘汰。因此,我們要在學習傳統經論的基礎上,吸收國際佛學研究成果,建立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以此造福社會,淨化人生。
1997年夏寫於南普陀寺阿蘭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