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佛学观点

蔡惠明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是近代着名的改良派学者。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曾潜心研究佛学。一九二二年，欧阳竟无居士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创讲「唯识抉择谈」，学人毕集，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陈铭枢、王恩洋、吕澂等均得列门墙。当时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授课，也随喜前往听讲，因病中辍，曾给欧阳竟无一信说： 

「自怅缘浅，不克久侍，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此後，他写了许多有关佛学的论文，见地卓正，深入浅出，颇受当时学林的重视。

梁启超在一八九五年与康有为等组织「政学会」  ，主张变法，由「公事上书」得到光绪皇帝的接受。一八九八年，岁次戊戌，光绪下诏变法，但仅「百日维新」就由於慈椿太后的反对，归於失败。谭嗣同等被处决，他和康有为出逃国外。在日本流亡时期，他研习佛学颇勤，曾赋诗以明志，诗云：

「十年以後当思我，

举世若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辽濶立多时。」

这正是华严行愿的发挥。他自退出政治舞台後，在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曾试图以心理学原着阐释佛教的「五蕴皆空」之义。由於早年受康有为的「大同害」舆谭嗣同的「仁学」的影响，他的佛学观点，偏重於华严的菩萨行与誓不成佛之旨，後来於华严、法相两宗契合，并脱颖而出。

在「论中国佛学之特色及其伟大」一文中，梁启超写道：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自玄奘西游，遍礼戒贤诸论师受法而归，於是千余年之心传，尽归於中国。 

其二，诸国所传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当马鸣初兴时，而印度本教诸人中，固已纷纷集矢，谓大乘非佛说，故其派衍於外国者，无不贪乐偏义，谤毁圆乘。中国人之独受大乘，实中国国民文明程度较高於彼等之明证也。

第三，中国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唾余者。………故依华严以立教，实自杜顺、贤首、清凉、圭峰之徒始也。虽谓华严宗为中国首创焉可也。又如禅宗，虽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租舆後砠相印接之一刹那顷，无能知其渊源，其真伪固不易辨。……虽谓印度无稗宗焉可也。然则佛教有六祖始有禅宗，其犹耶教有路德始有布罗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观法门，特创於智者大师，前无所考，旁无所受，此又其彰明较着者矣。

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佛教本有宗教与哲学之两大方面，其证道之究竟也在觉悟。其入道之法门也在智慧。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中国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学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学，又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者也。」

这四个特色，恰如其份地概括了中国佛学的特点，是客观而中肯的。梁启超还试图从佛教中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他在「论佛教与群洽之关系」这篇论文中，高度评价佛教之信仰，认为有益於群冶。他精辟地提出这样六个观点：(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三)佛教之信仰乃乃人世而非厌世。(四)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并作出结论说：

「佛学广矣大矣，深矣微矣，岂区区末学所能窥其万一?以佛耳听之，不知以此为赞佛语耶?抑谤佛语耶?虽然即曰谤佛，吾仍冀可以此为学佛之一法门+吾愿造是因，且为此南瞻部洲，有情家生，造是因。佛力无尽，我愿亦无尽。」

又一次体现了他的华严行愿的发挥。

在「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这一长篇着作中，梁启超深刻地分沂了佛出世时印度思想界混乱的形势，引「梵动经」所说将当时印度外道归纳为六十二见，八大类。就是：(一)常见论。主张世界及自我皆常存。(二)半常半无常论。主张一切现象都一部份常存一部分变灭。(三)有边无边论。专讨论世界有限无限之问题。(四)诡辩论。即不死矫乱论，对於一切问题都不下决定的解答，专为不可捉摸之说，故亦号捕鳗论。以上四类皆就现世立论，故谓之「本劫本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十八家。(五)无因论。主张一切现象皆偶然发生，无因果关系。(六)死後有想无想论。专讨论死後意识是否存在及作何状态等种种问题。(七)断见论。主张死後灭断。(八)现法涅槃论。主张现在为最高理想境界。以上四类，皆就未来立论，故谓之「末劫末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四十四家。在如此混乱复杂的思想形势之中，佛教异军突起，独树一帜，鹤立溪群，使六卜二见黯然失色。他写道：

「一般多以为佛教为谈玄家。其实不然。释迦是一位最注重实践的人。……释迦说法并不是谈空说，有闹着玩。他是一位忠实的临床医生，专讲对症下药。凡一切理论『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涅槃者，一向不说』(『箭喻经』)。……释迦唯一的月的在替家生治病，但决不是靠圣水来冶，决不是靠汤头歌诀来治。而是以实际医学为基础。经过严密的考察、分析与批评，然後确定治病方针。不惟如此，他要把这种学识传给病人，令他们会病前预防，病中对洽、病後疗养。把自己的本身的力量培养发展用来铲除自己的病根。就这一点而论，释迦很有些像康德，一面提倡实践哲学，一面提倡批评哲学，所以也可以名佛教为‘哲学的宗教』。”

梁启超还认为：气佛教的宇宙观，完全以人生问题为中心。……佛教哲学的出发点，非哲学的而是科学的，非演绎的而是归纳的。』

接着，他叙述了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从如实知见(诸法实相)、因缘观、十二因缘，业与轮廻，直谈到三法印以及解脱、涅槃，不仅发挥恰到好处，而且如数家珍。最後他还揭示了佛教的修养方法：(；智慧的修养。佛教是理智的宗教，在科学上有它的立塲，但却不能认为它是主知主义派哲学。佛所谓智慧者，谓对於一切「世间」能为正当之价值判断，根据这种判断更进求向上的理想。二；意志的修养。有消极积极两方面：消极方面主要破除我执、制御意志。积极方面是以欲制欲(杂阿含三十五)，以勇猛、精进、不退转磨练、和激励意志。(三)感情的修养。万法以慈悲为本。慈谓与人同喜，悲谓与人同忧。佛以破除假我故，实现物我同体的境界。所有苦乐，悉同身受。

梁启超在此文的最後提到「涅槃的境界」，他说：

「涅槃到底是什么境界呢?佛每说到涅槃，总说是现法中自证自知自实现。我们既未自证自现，当然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依训诂家所解释，大概是绝对清凉无热恼，绝对安定无破坏。绝对平等无差别，绝对自由无系缚的一种境界。实相毕竟如何?我便不敢插嘴了。但我们所能知道：安住涅槃，不必定要抛离尘俗。佛在菩提树下已经得着涅槃，然而还说四十九年的法，不厌不倦，这便是涅槃与世法不相妨的绝大凭据。」

从以上所引资料可以看到，梁启超从华严性海，法相识湏的大乘教义中，阐发了「发菩提心」、「行菩萨行」的义理，在宇宙人生的究竟问题上曾下过一番探索研讨的功夫。他对佛学研究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中肯与客观的。这与章太炎那种反覆无常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他毕竟仅是个佛学的研究者，是学佛的同路人，没有依教奉行与修持实践，因此也不可能深沾法益，实现他响往的华严行愿。当然更未能深入经藏，修定发慧，亲证涅槃的最高境界。这是名士学佛的通病，是值得引以为训，警惕改正的。

摘自《内明》1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