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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惠明居士:郑板桥与佛门因缘


   日期:2023/6/4 13:41: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郑板桥与佛门因缘

蔡惠明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江苏兴化人。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知县,后因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被罢官。出仕前后均在扬州卖画,擅绘兰竹,以草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能诗文。有《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名篇,描写人民疾苦颇为深切。所撰《家书》、《道情》等作,为世所称扬。他是画坛“扬州八怪”之首,著有《板桥全集》。

板桥是独子,上无兄妹,下无弟妹,母亲早亡,自幼过着近似孤寂的生活,成年后又愤世疾俗。口不择言,养成了“狂”和“怪”的性格。罢官以后,移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他自称居士,广交方外之友,常在寺院里借住,对佛经研究造诣甚深。他有个从祖叫福国和尚,是位头陀式的苦行僧,生活非常淡泊简朴,板桥曾赋《破衣》(为从祖福国上人作)诗云:“纳衣何日破,四十有余年,白首仍缝绽,青春已结穿。透凉经夏好,等深入秋便,故友无如此,相看互有怜。”

板桥出身于贫苦家庭,对安贫乐道之士格外敬重。福国上人的出家,使他很受影响。“狂士”不“狂”,与出家人却谈得来,这是由于福国上人的苦行,使他肃然起敬,心悦诚服。板桥有个堂弟名墨,就是他在《家书》中所称的“舍弟墨”,板桥长“舍弟”二十四岁,颇为关注。此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对佛教和出家僧众,有着强烈的排斥诋毁。在这一点上他们见解不同,曾引起争论。在《焦山读书寄舍弟墨》书中,他写道:“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嗔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因说梦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事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书之子,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YIN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也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

从信中,板桥驳斥“舍弟”的排佛论点。认为出家人也是中国人,只是剃去须发,穿上僧服而已。如果由于信奉佛教,即出之以“怒眉嗔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这种敌对的排他意识强加于同是汉民族身上,未免失去儒家的宽恕精神,似乎太过分了。这不能体现孔子“亲亲而仁民”的胸襟。释尊一生,从未来过中国,佛教不是从印度以武力强送的,而是汉明帝夜梦金人派遣蔡愔等从西域请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结合,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众所公认的。韩愈辟佛,独尊儒家,使佛教受冲击,但佛教并不因此而消灭,相反地扎根于民间,绵延不断,骂是骂不倒的。至于僧人良莠不齐,在唐初就有了,当时太宗问取经归来的玄奘大师:你们僧团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师答称:“鱼龙混杂,凡圣交参。”深潭里有龙有鱼是混杂的,世间有凡人也有圣人。人间就是这样鱼龙混杂,凡圣交参,纯而又纯是找不到的。正因为世间还有许多不合理的事,所以我们要普渡众生,引导他们止恶修善,净化自己,僧众中不守戒规,确是佛陀的罪人,而当时的秀才也不免有败类。所以互相责骂是无济于事的。板桥的信写得婉转含蓄,他本着持平态度不同意“舍弟”敌视佛教的偏激言论,其维护佛教的心显而易见。

板桥在《刘柳村人册子》里写道:“临济派满天下,祖庭不修可悲也。予作碑以新之,在大明府车关外。”禅宗自宋元以后,仅临济、曹洞两宗维持门庭。从以上几句文字中可以看出,板桥不但信佛,而且属临济宗。他作碑重建就是以实际行动为重修临济祖庭作出贡献。

《清史列传》载:板桥“喜与禅宗尊宿及其门弟子游”。这是有他家族关系与历史渊源的。他的从祖福国和尚可说是佛学启蒙师,在求学时期,他曾在常州天宁寺和焦山定慧寺读书,与出家人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感受甚深。他在《送友人焦山读书》的一首七律诗中写道:“几年不到大江滨,花枝鸟语春复香。抱书送尔入山去,双峰觅我题诗处。”双峰指焦山的双峰阁,他曾在那里住过,题了不少诗篇。他要友入寻找他题诗的地方。

雍正十年(1732),板桥不惑之年,他秋天到杭州游览,住韬光庵,兴之所至,写了一首《韬光》的长诗,诗未最后二句是:“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言外之意,有想在韬光庵出家为僧的念头。因为就在去年,他的徐夫人逝世,留有二女一子,板桥交族人抚养,子然一身,云游各地,他对韬光庵颇有依恋,但因缘悭,没有实现出家的愿望。

据《郑板桥年表》记载,他交游的第一个出家人是江西庐山的无方和尚,他写了不少诗篇相赠,并为无方和尚绘竹画兰。在《为无方上人写竹》诗题道:“春雷一野打新篁,解箨抽梢万尺长;最爱白方窗纸破,乱穿青影照禅床。”在《画盆兰劝无方上人南归》诗云:“万里关河异暑寒,纷纷灌溉反摧残;不如归去匡庐阜,分付诸花莫出山。”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深厚。他们最初相识于匡庐,以后又在京师会晤。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板桥又题五言诗道:“一见空尘俗,相思已十年,补衣仍带绽,闲话亦深禅。烟雨江南梦,荒寒蓟北田。闲来浇菜圃,日日引山泉。”后来无方移居“孝儿营”,在山中修建了几间茅房,请板桥去同住,过山居农耕的隐士生活。板桥因俗事缠身,未能入山,但却心向往之。无方“从庐山晋京,原想弘法利生,有所作为,但当时恶人当道,好人受气,所以只得在“孝儿营”结茅。板桥特地画兰花一幅,并题了诗,劝无方和尚南归,他借兰喻事,谓“不如归去匡庐阜,分付诸花莫出山。”寓意良深,一片真情,溢于言表。

乾隆元年(1736)板桥赴京应试得中进士,曾游香山卧佛寺,结识了青崖和尚,这是位满腹诗书、曾受皇帝钦赐紫衣及御墨的名僧,板桥题《寄青崖和尚》诗奉赠:“山中卧佛何时起?寺里樱桃此日红。骤雨忽添崖下水,泉声都作晚来风,紫衣郑重君恩在,御墨淋漓象教崇。透脱儒书千万轴,遂令禅事得真空。”在板桥看来,只有“透脱儒书千万轴,名僧知名,未必潜修密行;而高僧在山修学,不一定广为人知,所以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也未必是名僧,这正表现了他的“狂态”。

在《与勖宗上人书》中,板桥写道:

“燮旧在金台,日与上人作西山之游,夜则挑灯煮茗,联吟付屋,几忘身处尘世,不似人海中也。迄今思之,如此佳会,殊不易逅。兹待凉秋,定拟束装北上,适有入都之便,先寄此声;小诗一章,聊以道意:‘昔到京师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禅关;为言九月吾来住,检点白云房半间。’勖尊者,弟燮顿首。”可见他与勖宗这位诗僧也是莫逆之交。

还有个起林上人也是位诗坛高人,板桥有《山中夜坐再陪起林上人作》五言诗四首,这里敬录二首:

“一、人语山上烟,月出秋树底。清光射玲珑,峭壁澄寒水。栖鸟见其腹,历历明可知。秋虫草际鸣,切切哀不已。禅心冷欲冰,诗怀淡弥旨。吟成无笺麻,书上破窗纸。

二、诗成令我写,写就复涂抹。骨脉微参差,有爱忍心割,未得如抽茧,针尖隐毛褐。既得如尸解,蜣螂忽蝉脱。主人门外来,诗才日豪阔。迟疾各性情,维余气先夺”。

起林在日常禅观生活之余,作诗叙述内心的禅观意境,引起板桥的共鸣。禅和子的生活是简朴的,诗作好了,无纸可写,只得题在破窗纸上。这正和唐代着名诗僧寒山和拾得,把诗题在石头和树上一样,自然超脱。

板桥的方外诗友甚广,《全集》中还收有赠梅鉴、巨潭、松风、博也、恒彻等上人的诗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照录。

至于与画僧因缘,板桥还有首《题屈翁山诗札》,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兰共一卷的七绝诗,诗云:

“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坚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石涛、石溪、八大山人都是明王室的宗裔,明朝覆灭后,他们到佛门出家。由于他们本身具备的天赋才能,在艺术上获得突出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着名的清初四画僧。板桥距离八大山人、石涛的时代不远,他观尝了石涛、八大的山水小幅,作了这首诗。既是写真,又是抒感。石涛、八大等寄迹佛门,虽然免去生死劫难,但仍萦怀国破家亡。唯有寄情于绘画,有意无意不落痕迹地隐约表露一点心声。板桥诗中末后二句:“横涂坚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读来令人感同身受,余韵未尽。

板桥云游四海,广交方外友,他到一个地方,必在佛寺“挂单”,他看来象是未披袈裟的“行脚僧”。他的诗词中有不少是描述佛教寺院的。其中《韬光》组诗是代表作,诗云:

“韬光古庵嵌山巘,北窗直吸余杭县。葛洪小儿峰岭低,南屏一片排秋扇。钱塘雪浪打西湖,只隔杭州一条线。海日烘云湿已干,下界奔雷作蛇电。山中老僧貌奇古,十年不踏西冷土;厌听湖中歌吹声,肯来伺候衙门鼓?曲房幽涧养神鱼,古碑剔藓蝌蚪书;铜瓶野花鸟几静,湘帘竹榻清风徐。饮我食我复导我,茅屋数间山侧左;分屋而居分地耕,夜灯共此琉璃火。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

韬光庵在杭州一座高山上,诗篇第一首就描述了庵的地理位置。山上已“海日烘云”,而山下仍“奔雷蛇电”,自然境界,迥然不同。此庵并非大寺,仅有“茅屋数间”,但却引起板桥出尘之念,想在这里“了此前生果”,板桥虽未出家,但心已出家!

板桥曾为韬光庵绘画赠松岳上人,并题诗云:

“天阴作图画,纸墨俱润泽;更爱嫩晴天,寥寥三五笔。元旦画兰竹,远寄郭兰亭;万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板桥在《论兰》一文里,评论画僧白丁与石涛画兰,他写道:

“僧白丁画兰,浑化无痕迹。万里云南,远莫能知,付之梦想而已。闻其作画,不令人见;画毕,微干,用水喷噀,其细如雾,笔墨之痕,因兹化去,彼恐贻讥,故闭户自为,不知吾正经率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噀水,与笔之醮水何异?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涛和尚客吾扬州数十年,见其兰幅,极多亦极妙。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诗曰: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妙各自探;当面石涛还不学,何能万里学云南?”。

综上所述,可见板桥的“狂”与“怪”只是他对当时现实的不满,他作了十一年的清官,勤政爱民,为救灾不愿与上司同流合污,挂冠求去,以卖画为生。他与佛教有殊胜因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身未出家,但却心倾出家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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