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

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志远教授

人类文明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以人的意志(或由人以神的名义)为核心而形成的使物质和精神相互协调的生存方式体系。每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发达与不发达，都以其独特性丰富着人类文明。由于时空的差异，根据历史和地域诸多因素。人类文明被大致区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以及两者之外更具局部特色的区域文明。时至今日，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大冲突、大混战、大交流，除去个别地区，完全纯粹的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都已不复存在，然而，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并末因此而消失，随着东方民族经济地位的崛起和不断上升，向西方文明一边倒的状况正在转变，对东方文明之价值的重新审视，成为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时，许多睿智之士认真思索的重大课题。

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都是宗教文化。其重要性的程度在于，足以依据它来判断是文明，还是野蛮。一个民族或其起源时的部族、部落，当他们已经具备共同信奉的宗教时，哪怕仅仅是原始宗教，这个民族部族或部落，就已经脱离了野蛮，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举起了文明的火矩。这种判定文明的依据，不以此宗教为高，也不以彼宗教为低，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依照这个标准，东方民族不仅具备自己的宗教形态、自己的文明体系，而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本文中所说的东方宗教文化，特指在东北亚地区，在中、韩、日三国具有广泛深入影响的儒释道三教文化。

殖民时代的思辩方式，曾经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文明为基准，判定哪个民族是文明的，哪个民族是野蛮的，成为一个了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理由。所谓“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曾经令人发指地摧残过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东方文化，在他们所谓“野蛮”的东方民族面前，暴露出他们自己才真是野蛮。他们曾经企图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把自己的文明属性特征——基督教加强给全部东方民族。历史证明，这种虚妄的企图最终也未能彻底实现。

尽管以西方文明替代东方文明并未能实现，但是，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优势地位仍是明显的。当然，这种优势已经不完全属于基督教，而是属于连基督教也要背离的所谓“现代文明”。我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特指不仅背离传统，甚至背离人性，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这种“文明”以现代媒体为依托，正挟持着无数年轻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扑向21世纪。

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20世纪是“除魅”(解咒)的时代。知识分子以人类的启蒙导师自居，把既往的神圣打翻在地。他们希望籍此而唤醒人类，让人权胜过神权，从而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会。于是，一个缺乏神圣感的时代终于降临了。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认为“人皆可为舜尧”、“满衔都是圣人”，然而，“神道设教”被斥为愚民政策，成佛成神成圣，受到奚落嘲讽鄙视。在以佛神圣为一端，以痞子无赖为另一端的精神架构中，处于中间地带的平民百姓青年后生，无可挽回地向后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成为一种不绝于耳的哀叹。

应该说，任何一种正当的信仰，都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土壤植被。邪门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当的信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恶席卷大地，恰恰因为正当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坏。

21世纪初，应该是知识分子对20世纪深刻反省的时期。人类社会出现颠倒荒谬，人们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实，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有密切关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带来了后遗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回顾到二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元创时代。在东方，佛陀、孔子、老子，他们为人类的真心、良知和至善举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东方社会几千年的历程。打倒他们，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乱，世道何以不浊！对于他们，不是“除魅”，而应是“复魅”。因此，重新修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一定要找回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在不仅对中、韩、日三国是极其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重要。

在中、韩、日三国，儒释道三教曾经是共同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无论韩国还是日本，儒佛两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声相和，中、韩、日之所以能维系数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话语材料。

从全世界历史的总体范围来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中能够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汉文化圈中才有可能。这恐怕涉及到东西方对“宗教”功能的认识就有差异。“宗教”，是现代语汇概念源于日语shukyo,是对英语religion的意译。Religion,强调信仰，以自身信仰为主体，排斥任何客体，信仰对象不变化时，信仰者就只能追随不变。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汉语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释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设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开宗立教，是为了辅助王道，教化百姓，启发智慧，解除烦恼，安祥人心，稳定社会，总之，不是以“教”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主体，为社会服务。因此，“以天地立心，为往圣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成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功能的基本认识。“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一”是超载于“教”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同戚，经过一个时期的论争磨合，终于达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东方宗教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贡献，从本质上讲，仍然应该是提供以教化为已任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对于突出自身主体性因而产生排他性的宗教来说，东方宗教文化将成为借鉴的典范。

当然，由于东西方文明仍处于交错撞击的历史时期，目前，东北亚三国的传统宗教文化都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一、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条件下，重新建立年轻一代对正当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佛神圣的正确理解和正常仰慕。

对青少年的引导，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再认识和新阐释，要形成一种思潮、两个导向。一种思潮，即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复魅、复归、复兴，加以不懈的鼓吹，树立社会的正气和荣尚。两个导向，即引导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以国力推动；即引导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使每个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从感性到理性都发生转变。

二、如何使儒佛禅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的教化作用，重新成为三国加深交往、共同发展的牢固纽带。

东亚的儒佛禅思想虽源于中国，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前，始终处于为中国的落后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几代中国人，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儒佛禅只有浅薄混乱的认识。相比之下，韩国之儒佛、日本之佛禅，都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没有失去社会精神支柱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以汉文化即儒佛禅宗教文化反哺中国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在，中国虚下心来再学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禅的根毕竟在中国，且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复兴，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邻”，中、韩、日三国在文化交流中会推动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会使文化的纽带更牢固。

三、如何弘扬儒释道文化传统的精华，与西方文明对接，取长补短，共创人类新文明。

进入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是其融合的过程，恐怕还需要几百年、上千年。佛教与中、韩、日三国，儒教与韩、日两国，都创造了在和平友好的交往中，不同文化最终水乳交融，和而不同的典范。这也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的前景。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仅仅西风东渐是不够的，东风也要向西方吹。日本将禅向欧美传播的经验，是东方宗教文化向西方普及的范例。在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要西方以谦虚的态度聆呼东方的声音是不容易的。但是，东方宗教文化“上善若水”，其质虽柔，柔可克刚。三国的经济背景虽有不同，但是三国的宗教文化精神力量确有同一性，以接近同一的东方宗教文化，和平地持久地共同面向西方，将形成西方文明不能不正视的态势，而最终将造福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