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僧人现象的挑战与应对

魏德东

    4月以来，两位京漂歌手以“北京和尚兄弟”的名义开设微博，然后剃着光头、身穿疑似僧装在光天化日之下饮酒、邪淫、聚财，刀刀致命，向着佛教的命门砍来。凡此种种，又无不以微博等网络形式向全社会公开。4月7日，这两男两女居然走进中国佛学院所在地北京法源寺，终于被佛僧认出、报警，被警方带走。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就在“和尚兄弟”还在警察局的时候，网络上又出现了一位疑似比丘尼。疑似比丘尼在一间办公室与一位城管亲热，照片不堪入目。与上例类似，这些人还是利用网络大张旗鼓地招摇，由此判断，十有八九这也是一位假比丘尼。

　　从法律层面讲，这些假冒宗教名义、侵犯佛教的名誉权，甚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自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是比较容易处理的。真正对佛教和社会提出挑战的是，那些没有按照佛教仪轨出家，也以僧装出现，但在与政府部门有关的寺庙从事佛教服务的假僧人，当如何对待？今年的1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被承包的“信仰”》一文，揭露“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更有一些被雇佣的假僧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在寺院利用算命、看相、指点迷津等手段，对游客进行宗教层面的恐吓与讹诈，日复一日地以貌似合法的形式损害着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名誉，误导着大众的宗教认知。而这种情况又往往发生在五台山、少林寺、泰山等风景名胜区域，社会影响巨大。

　　从政府管理角度讲，社会危害巨大的风景名胜区的假僧人，一般都与当地的“假道场”紧密相关。这类假道场，一般都没有经过宗教事务部门登记，而由园林、文物、文化、风景区、开发区等单位直接或间接修建，雇佣真、假僧人，开门赢利，最容易隐藏骗人骗财的现象。有的场所则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站”、“老年活动中心”、“文物保护单位”等名义，予以身份的合法化。假道场存在的基本原因显然是真道场的不足。以北京市为例，1947年登记的佛寺道观是1500家，目前则只有10多家，而北京市的人口由200万增加到了2000多万。在庞大的泰山风景区，登记的活动场所有5家，根本不能满足信众烧香拜佛的需要，于是景区又自己开放了10多家未获得宗教场所登记的寺庙。

　　合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何以如此之少？当前，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有些人依然认为信仰宗教的人，少一点比多一点好，落实到政策层面，就是抬高宗教场所登记的门槛，限制宗教场所的数量，想当然地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已经基本能够满足民众的宗教需求。这一判断脱离了宗教发展的实际，使得最近10多年来出现的大量宗教场所，包括园林局等部门修建的场所都得不到合法登记，进而成为假僧人、假道士骗人骗财、扰乱旅游与社会秩序的渊薮。

　　如何对待目前客观存在的大量的未登记宗教活动场所？思路有两个，一是明确宗教事务的专管权，园林、文物等非宗教事务部门不得直接或间接经营宗教活动，将所有宗教事务交还宗教事务局。第二，宗教事务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民众的宗教需求，对于上述未登记场所，凡是达到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要求的，一律予以登记；对于个别方面未达到要求的，积极创造条件，使其符合要求后，予以登记。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宗教界的作用，去假存真，提高宗教服务的水平，满足民众的宗教需求。如果做到这两条，风景名胜区的宗教混乱现象将得到根本遏制。

　　换个视角看，众多假僧人、假道场的出现，客观上说明僧人、寺院有被假冒的价值，如同很多人喜欢购买假名牌一样，被假冒未尝不是一种光荣。这至少说明在风云诡谲的现代化浪潮中，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终究经受住了沖击，赢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克服假冒伪劣的方法，根本上讲有两条，一是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落实在宗教层面，就是提升大众的宗教与人文素质，培养民众的正知正信；另一方面则是名牌降价，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优质精神产品。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宗教如何普门大开，普度众生，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