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团体参政之商榷

　　《佛教新闻周刊》今年八月底，在昭慧法师执笔的专栏中，刊出她写给李元松老师的一封信函，题为<独留情义落江湖>，并将李老师简短的覆函同时登载［注一］。昭慧法师信中的主要论题，是针对李老师在《入禅之门》一书中所说，佛教团体最好保持纯粹的面貌，不宜以团体名义参与政治，表示相反的意见。
　　据悉，昭慧法师的信，乃是今年六月初，以私人信函的方式寄出，李老师读后，并未对其中的论点作任何解释，只是说：‘来信所说，我都接受。’昭慧法师收到覆函后，遂向李老师表示：准备将此信公开发表，并有意同时刊登李老师的覆函，李老师表示同意。
　　及至九月份，收到《佛教新闻周刊》，我们分别读完这两封信之后，觉得起初昭慧法师是以私人信函诤辩问难，李老师固可以修行人‘荣者是，枯者亦是’的胸襟，肯定接纳来者的看法，但是一旦将之公开发表，信中的内容就变成佛教公共领域中的讨论了，昭慧法师信中所言不无尚待商榷之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将我所理解的现代禅的想法和作法作进一步的阐明，以回应昭慧法师对现代禅的质疑，而不能将讨论仅止于《佛教新闻周刊》所刊登者。

　　现代禅教团弟子根本戒律第四条有：‘不可以团体名义，参与政治，卷入党派之争。’［注二］老师在《入禅之门．教团章》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政治是一门很深很复杂的学问，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热衷地讨论或参与政治，当然他们的道德勇气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较不成问题，如果要特别标举“佛教徒”的身份甚或以“佛教团体”的名义参政的话，便要慎重了。我们必须考虑自己是否真正懂得政治，并且掌握了足够的资讯？自己是否能从佛经中提炼出正确无谬的佛教政治哲学来？否则个人的参政最好仅代表个人的志愿，而让团体保持纯粹的佛教团体面貌较好。来现代禅的人都是因为宗教、解脱的因素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不应带领人家走上政治。’［注三］昭慧法师就是针对《入禅之门》的这句话表示相反的意见。

　　昭慧法师的批评首先说：‘不慧以为，仁者可能过度孤立“政治”为一事，认为那与“宗教、解脱”无关。’认为政治的进步是‘历代人权与民主之斗士牺牲奋斗，流血流汗而得来的。佛教总不能永远捡人家奋斗的结果而坐享其成。’进而指出，对暴政的忍耐，助成了暴君暴虐的程度。‘在攸关人类祸福存亡的议题上悄悄缺席以示“纯粹”与“超然”，那么下一代的人类绝对不会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缺席”时，已注定作了强权的助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这块大地都濒临死绝的危机，吾人又如何可能在大地上建立“纯粹的佛教团体”，维持“宗教、解脱”的理想。’这是质疑的部分。
　　在立论的部分，昭慧法师认为‘宗教人或宗教团体参与政治，应该是要监督政客，把不合理而甚至祸害苍生的政策，用我们的选票或社会影响力排除，而以崇高的宗教情操，理性地支持合理且有益于苍生之政策。’她认为‘在政商挂钩而漠视弱势的情况下，宗教是政客唯一投鼠忌器的力量，理应与政权或财团保持一定距离，而为“悲悯众生”之共同信念，结合而为社会正义代言人的第三股力量。’昭慧法师并指出，她所发表过的几篇文章已致力于‘从佛学之“缘起”与“护生”理论架构民主时代之佛教政治哲学’，最后并自述她投身政治的悲愿：‘每一思及强权当道而凌割弱肉之世相，就如飞蛾扑火一般，载兴载奔。自问这已不是“完成大我”，而是缘起法性无声的召唤，使我无怨无悔于斯途！’

　　从以上的引述，可以看出昭慧法师的论点义正词严，有理有据，是应当赞叹的，而这也是时下部分佛教徒所具有的热情和信念。这一股关心和参与政治的动向可谓方兴未艾，所以李老师才会说：‘现在有很多人都热衷地讨论或参与政治，当然他们的道德勇气是值得钦佩的。’但是这一股热情难道没有可资反省的余地吗？
　　《杂阿含经．四一一经》说到：‘时有众多比丘，集于食堂，作如是论：或论王事、贼事、斗战事、钱财事、衣被事、饮食事、男女事、世间言语事、事业事、说诸海中事。’佛陀知道以后，告诫他们：‘如此论者，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智、非正觉，非正向涅槃。’‘若论说者，应当论说：此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注四］由此可见，‘政治’(即‘王事’)与解脱无关，乃是契经的明文。为什么大圣佛陀如此‘冷漠’‘超然’‘纯粹’呢？何况当时政治局势，国与国之间的征伐侵吞，人民的痛苦或有过于今日，而佛陀的‘社会影响力’又似乎不小于今日一般的宗教师！但是我们能责怪佛陀的默然‘注定作了强权的助力’‘下一代的人类绝对不能原谅他’吗？
　　以佛法的宗趣来说，涅槃解脱是最高的价值；建立僧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正法住世。因此对于一个佛教修行团体来说，它主要的目的是对内能让有心追求解脱的人安心办道，续佛慧命；对外能树立人类心灵品质的标竿，安慰苦恼的众生。一个佛教团体倘能做到这一点，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批评它没有尽到应尽的本分，‘缺席’云云对它而言是不相干的。这个世界很复杂、很多元，‘应该做’的事很多，认为‘人人都应自食其力’的人，就会变成许行之徒，想要自耕自食，而其自相矛盾，执一废百，《孟子》已经破斥得相当剀切了，在此勿庸多言。

　　近代以来，佛教衰败，许多‘不忍圣教衰’的佛教徒总有‘振衰起弊’的急迫感，意图扭转社会对佛教的印象，以至于过分在意他人对佛教的批评，这种心态再深化，就会导致佛教的自我评价失常，将不必责备自己的事拿来自责，如‘佛教总不能永远捡人家奋斗的结果而坐享其成’‘我们缺席时，已注定作了强权的助力！’都是过分自责之言。其实只要佛教能够做到：当人们有追求解脱之志时，能满足其愿求，就是能报众生恩了。但是事实上今天佛教内部的问题千头万绪，其乱如麻，本身都无法健全，遑论用宗教的力量参与政治呢？因此，要挽救佛教的衰落，扭转社会对佛教的评价，其着力点也恐怕在此而不在彼。

　　至于法师所提出的，用选票或社会影响力，排除不合理而有害的、支持合理而有益的政策，认为这是‘宗教人或宗教团体参与政治’的原则，其实这是任何人参政都不能离开的原则。但问题是：政治上的合理不合理、有益有害，并不是一元化的、单纯的，不同的认知、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真理和利害，而政治上的争论或斗争也不外乎是本于不同的真理和利害之争而已。因此昭慧法师认为本着她所谓的上述原则，就能避免‘被卷入政治斗争，或成为政客的一颗棋子’，恐怕是恰恰相反吧！
　　又，昭慧法师认为‘在政商挂勾而漠视弱势的情况下，宗教是政客唯一投鼠忌器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判断错置了宗教师影响力的所在，过分膨胀了宗教的政治影响力。宗教师的影响力是比较精神性的，它不一定能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因为选民的政治抉择不会单纯的出于道德，它更多的是被利益、地缘、个人遭遇、媒体……等等极其复杂的因素所左右。试以台湾目前几位最有影响力的大法师来讲，其影响力一旦转移到政治方面，恐怕就连普通地方首长的力量也没有。从政治权力运作的常轨来看，有影响力的宗教师在政客眼中只是有待整合的点缀而已，视为‘唯一投鼠忌器的力量’则未必。就个人的印象来说，在当前的政治运作中，宗教师恐怕是政客最容易整合的对象了，更遑论‘投鼠忌器’！而宗教师所以会那么容易被整合，也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因此，如果有一个宗教师想要把他的影响力转移到政治上来，我认为不但有侮于宗教师影响力的神圣性，也将有自不量力、自取其辱之讥。

　　再从现有的几个实例来看，佛教团体卷入政治争论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问题。某一佛教团体提倡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并鲜明地支持台独的政治主张。我曾与该团体的一位朋友交谈过，他将自己的政治主张称为‘正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利益众生，可是这样的见解岂是佛法的正轨？又，他同时也承认，有人会因为无法赞同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不愿向他们学习佛法。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这样的风格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团体，尤其是修行团体，就难免有缺憾了。
　　又据侧面了解，另有一个全国性的佛学社团法人，最近因主其事的几位领导者彼此认为对方有利用该社团来办理与对方政治主张有关的活动之嫌，而导致会务瘫痪。这也是很不幸的事。

　　佛教徒，同时也是公民，是社会的一份子，参与政治、关怀社会乃是极其正常的事，也应该被尊重。但是诚如外交圈的经验之谈：你最好不要在社交场合中谈论两个话题──宗教和政治，因为那两个话题最容易引起争论，最不容易获得共识。一个宗教团体如果能够尊重每一个成员各自的政治态度，随他们各自的因缘在外面自行参与政治，但是一旦在团体中，谁也不要利用这个宗教团体作政治筹码，让团体保持纯粹的佛教面貌，这样庶几能保持团体的无诤清净，让人人都能在这里安心办道，满足他们在佛教团体中所希望获得的东西。这是现代禅第四条戒律的主要功用，也是李老师主张‘个人参政最好仅代表个人的志愿，而让团体保持纯粹的佛教团体面貌较好’的原因。
　　再从宗教师的责任来说，苦灭经验的传递、修行方法的指导是他的本职，他可以栽培呵护弟子的慧命，让他们在各自的因缘中体验佛法，依自己的愿力服务人群，但却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左右弟子的政治主张。这是一个宗教师对弟子独立人格应有的尊重，也是一个宗教师应当自知的分寸，更是修行人应具备的德行。这是我对李老师所说‘来现代禅的人都是因为宗教、解脱的因素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不应带领人家走上政治’的理解。
　　其实，从李老师在《入禅之门》那段话的语意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李老师尊重别人热中讨论参与政治的看法与作法，并提出现代禅教团为什么不参与政治的原因；它是轻重的取舍，而不是是非的争辩。昭慧法师既无怨无悔于其‘政治关怀’，又致力于建构‘民主时代之佛教政治哲学’，当然应该给予鼓励赞叹。只是昭慧法师的信函似乎有认为她的作法才是正确，而指责现代禅的主张有所错误的意思，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现代禅在这个问题上的取舍之理由写出，相信有值得佛教同道参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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