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

李四龙

本文把欧美佛教研究学术史划为四个阶段：一、19世纪20-70年代，是起步阶段，确立了以“佛教文献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二、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成熟阶段，在佛典校勘、佛教考古与思想解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旧英德学派、列宁格勒学派与法比学派；三、二战结束到70年代，是转型阶段，东亚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文献学与哲学研究之余，兼顾适应国际政治需要的“地区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涉及佛教的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四、80年代以来，欧美佛教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佛教学术空前繁荣，西方佛教学者置疑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探讨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

关键词：欧美佛教研究  布奴夫  学术分期  方法转型

作者李四龙，1969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西方学者研究佛教，至今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涌现了一批鼎鼎大名的佛教学者，也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值得我国学者借鉴吸取。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看澳大利亚着名学者狄雍(J. W．De Jong， 1921-2000)所写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本文试图简要介绍与回顾欧美佛教学者在四个不同时期的主要工作与成果，揭示他们的研究方法的两次转型。

一、19世纪20—70年代：佛教研究的起步阶段

按照通常的说法，欧美的佛教研究是从1826年法国学者布奴大(E．Burnouf，1801—1852)与德国学者列森(C．Lassen，  1800-1876)合作出版一部巴利语法书开始的。但事实上，在此之前欧美学者已对佛教作过少许的学术研究。

早在1817年，法国人已经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佛教之研究》，可惜该书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1819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世界》初次出版，引到了佛教的内容，他的佛教知识间接地来源于当时有关印度哲学的德文译本：而俄国人斯密特(I. J. Schmidt，  1779-1847)在1825年的《亚洲学报》(Asiatic Journal)上发表西方的第一部佛陀传。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太多地涉及佛教的文献，即使这样，在1826年之前已有英国人何德逊(B．Hodgson，  1800-1894)于1819年接受英国政府的委派，前去尼泊尔担任公职。到1824年，他已搜集了梵文写经381卷、200多种，成为西方学术界知道有梵文佛典存在的第一人。他撰写佛教方面的专题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其中包括他在1825年写作、1828年前后发表在《亚洲研究》(AsiaticResearches)上的论文。布奴大专心研究梵文佛典，这是他1837在巴黎接到何德逊寄赠的梵文佛典以后。由此可见，若把欧美佛教研究的开端，简单地等同于布奴大“巴利语法书”的初版，未免火之简略。定在19世纪20年代，应该不会有什‘么分歧。

布奴大最早奠定—了佛教研究的文献学基础，他以比较语言学为利器，同时关注巴利文、梵文、汉文以及藏文的佛典，甚至检读锡兰文、缅甸文和暹罗文的佛典翻译与注疏。在接到何德逊的梵文佛典以前，他在研究巴利文、阿育王碑文，以及最古老的吠陀梵语，乃至波斯的古典语言。他成了欧洲最先发现和解读佛教梵语的人。他认为，要想研究印度佛教，必须要以尼泊尔的梵文佛典与锡兰的巴利佛典为基础，只有通过这两类文献的对比阅读，找出两者的共同部分，才能从中发现原始佛教的基本成分。后来他义受欧洲藏学之父、匈牙利学者高露士(Alexander Csoma de K6r5s，1784—1842)的影响，极为关注藏译佛典在梵文佛典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巴黎是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早在1815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6musat，1788—1832)出任法兰西学院的首任汉学教授，他所翻泽的我国东晋僧人法显(?-422)的《佛国记》，1836年在巴黎出版”。该书的翻译，让布奴大意识到汉语佛教资料对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

欧美的佛教研究，最初是所谓“印度学”(1ndology)的附庸。布奴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佛教方面，1844年他山版了《印度佛教史概论》，对佛教文献作了总体的概观，奠定了欧美的印度佛教史研究基础；1852年10月，在他逝世之后5个月正式出版的梵文本《法华经》法文译本，是欧洲最早的《法华经》译本，该书所附的21篇附录，有不少梵文、巴利佛典译文。布奴夫是“欧洲佛教研究之父”，他逝世后半个世纪，欧美佛教研究起步阶段，西方学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了大量的巴利文、梵文、汉文与藏文佛典，编纂了相关的语法、辞典，校勘翻译了一批佛典，在各类科研机构与大学里为佛教研究争取到了职位。佛教研究进入西方的学术体制，渐渐成为一门学科。

以巴利佛教的研究来说，1872年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米那叶夫(I.P．Minayeff，1840-1890)出版了欧洲第一部实用的巴利语法书；就在同一年，英国学者切尔德斯(R．Childers，  1838-1876)开始发表他的两卷本《巴利语辞典》(A Pictionary oF thePali Language)，这是欧洲学者自己编纂的第一部巴利语辞典，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而在巴利佛典的校勘与南传佛教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太多重大的学术成果。梵文佛教的研究，在布奴夫之后可以说基本上是停滞不前。这方面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后来赫赫有名的“宗教学之父”缪勒(Max Muller，1823-1900)，但他主要的功绩还不在佛教方面，他是一位杰出的比较宗教学家与精通梵语的印度学家。

汉传佛教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没有展开，在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巴黎，也要到1879年，法国国立图书馆才开始收藏汉文大藏经，有关中国佛教的翻译与论着非常有限。而有志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在当时寥若晨星，其中，匈牙利学者高露十虽在30年代既已撰文介绍藏文的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还编了《藏文语法》与《藏英辞典》。但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

二、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佛教研究的成熟阶段

狄雍在他的着作里把欧美佛教研究的第二阶段说得非常确切：1877年，主要依据是：  1877年以后，许多巴利文原典得以校订出版，譬如丹麦学者傅斯堡(ViggoFausb51l，1821—1908)开始出版他的七卷本《本生集》(Jataka)校勘本；佛教梵语文献的出版数量亦自1881年起大为增加，譬如缪勒接连山版他的《金刚经》、《无量寿经》与郇町弥陀经》的梵文校勘本。严格定在1877年，并不是很好的做法。不如把它泛泛地定在19世纪80年代，反而显得贴切：1880年前后，欧洲的佛教学术界开始显得生机勃勃，大批有影响的学术着作纷纷出版，而像戴维斯(T．W．  Rhys Davids，1843-1922)、列维(Sylvain Levi，1863—1935)、布桑(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1869-1938)、舍尔巴茨基(Th．  Stcherbatsky，  1866—1942)、  吕德斯(HeinrichLuders，  1869-1943)对此后数十年的佛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是现代佛教学术史上的优秀典范。如此繁荣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的爆发。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欧美佛教研究的成熟阶段。欧美佛教学者仍以文献学研究为主，欧洲学者此时在西方佛教学术界占绝对的优势。成熟标志之一—，形成了各有特色的不同学派。到1935年前后，欧洲佛教研究已形成三个不同的学派：

1．旧英德学派(01der Anglo-German sch001)：以英国的戴维斯和德国的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urg，1854-1920)为代表，主要研究南传的巴利经典，直至1914年，他们还在向公众传播这样的观念，“巴利佛教才是原始的、纯粹的和真正的佛教”。1933年托马斯发表《佛教思想史》(E．J．Thomas，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可以说是总结了当时在英国流传的佛教知识。

2．列宁格勒学派(Leningrad school，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大约形成于1916年，舍尔巴茨基是其领军人物，他与罗森伯格(Otto Rosenburg，1888-1919)和奥贝米勒(Eugene Obermiller，1901—1935>等共同致力于研究阿毗达磨论藏。他们认为，这些内容要比欧洲学者那种“野蛮的重构”更接近于佛教的原始教义。这个学派试图给出许多佛教术语的准确意义，譬如“法”、“涅架”等词。他们的解释不完全依赖印度的注释，同时还兼顾藏传佛教(西藏与蒙古)、汉传佛教(中国与日本)的解释传统。奥贝米勒因此在1931年翻译出版了布顿的《佛教史》(Bu-ston，  History ofBuddhism)，想让西方学者了解东方佛教徒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佛教史的。

3．法比学派(Franco-Belgian Sch001)：主要由列维、布桑、戴密微(PaulDemieville，  1894-1979)、拉摩(Etinne Lamotte，  1903—1982)等人组成，  以文献学、哲学分析为基础，结合民族学、社会学等方法，不再奢望重构所谓的“纯粹佛教”，转而相信佛教的丰富多样性，试图发现这一宗教的不同层面、部派或宗派，从而给出更为完整的佛教形象。

二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条件大受限制，无论是科研经费，还是人才培养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随着一批大师级佛教学者的相继谢世，一个辉煌的时代在战火硝烟中结束了。但在此之前，这批大师与他们的学术着作，+已经奠定了现代佛教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文献基础。大量的梵巴佛典得以校勘出版，不断地刷新西方社会对佛陀与佛教的认识：新出土的中亚佛教资料，一再地掀动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热情；汉译佛典得到高度重视，对汉传佛教的深入研究，使得佛教研究不再从属于“印度学”的范畴。

三、二战以后到70年代：佛教研究的中心转移与方法转型

第三阶段，1945—1980年，这是欧美佛教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期，学术中心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新一代的佛教学者迅速成长，为80年代以来北美地区佛教研究的持续繁荣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战以前形成的三大学派，此时只有法比学派仍然非常活跃，他们的研究范式普遍影响了当时的西方佛教学者，在战后的这二、三十年间迎来了他们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中国佛学的研究方面，可以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30、40年代奥贝米勒、舍尔巴茨基相继谢世以后，列宁格勒学派实际上宣告消亡。二战早已使英德的学术交流合作成为不可能，旧英德学派已不复存在。

法国学界编辑出版的三本佛学刊物，颇能反映他们当时佛学研究之盛：1．在1928-1958年间编辑的《佛教书目》(Eib]iographie Eoud#hique，v01．1-31)。这份杂志最初由曾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培其尔斯基(Jean Przyluski，  1885—1944)主编，后来由着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继任。该刊汇集了欧美以及日本学者有关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的研究论文目录，文献价值极高。受二战的影响，该刊实际篇幅，从1928年到1947年，即第1期到20期，只相当于从1950年到1958年后面11期杂志的一半。拉露的去世使该刊停刊。2．《汉学与佛学丛~J))(M61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比利时汉学研究所(1'Institut Bel~e desHautes Etudes Chinoises)主办，由着名的比利时佛教学者布桑在1931年创刊。这份刊物是系列出版物，不仅有论文集，而且还有专着，涉及的内容包括汉学、佛学、藏学及蒙古学等，至今已出版28卷。1939—1945年，二战时只出版一期(第7卷)；战前基本上是年刊，战后差不多是3年出版一卷，较多的情况是出版佛学专着。3．《法宝义林》(Hobogirin，Dictionnaire encyclop6dique dU Bouddhisme d’apre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japonaises)：这份佛教的百科全书性刊物或辞典，最初由法国的两位佛教学者列维、戴密微会同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1866—1945)在1'926年发起。1929年创刊出第一卷；1930年第二卷，1937年出第三卷。从1962年起戴密微主持总论，1967年出版第四卷  1978年第五卷，1983年出版第六卷，1994年出版第七卷。创刊的原意是要向印度佛教学者介绍汉文佛典，现在成了研究汉传佛教必备的佛学工具书。该刊以法文字母为序，迄今所出的七卷，出版到法文字母O。其中前三卷基本是由戴密微一人主笔。

从以上三份刊物来看，战后法国的佛教学术界，首先是全力恢复战前的研究传统，仍然偏重{佛教文献学的学术传统。1979年戴密微去世，高产的拉摩1983年与世长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国佛教学术界整体实力，此后，法国最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应是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但他后来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文化史。目前从法国学术传统培养出来的最有知名度佛教学者，应是傅瑞(Bernard Fauer)，但他本人已到美国任教，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哲学与文化史的视角，已偏离了佛教文献学的思路。

德语学者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梵语佛典文献方面，特别是在中亚佛教的研究保持领先地位。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顶级专家瓦尔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是吕德斯的学生，也是我国着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的老师。他从1965年起编辑出版了《吐鲁番的梵文写本》(Sanskrithandschri~ten aus den Turfan~unden)，这套丛书到2000年共出8卷；1994年德国出版了《吐鲁番出土佛典与说一切有部典籍的梵文词典》八卷，这两套丛书都是先由瓦尔施密特主持，最终则由贝切特(HeinzBechert)完成。文献学的传统与德语国家自身的哲学传统相结合，在维也纳大学，以傅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1898-1975)为首，最终形成了“哲学与文献学双轨并重”学术传统，、这是战后德语学者最重要的方法论转型。傅劳瓦尔纳继承了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传统，主要研究陈那与法称的佛教逻辑。弟子也从事这些领域研究，但更偏于文献学的传统。当前还在德国学界活跃的佛教学者施密特豪森(LambertSchmithausen)，则较好地继承了“哲学与文献学双轨并重”的传统，他的《阿赖耶识：瑜伽行派哲学中心概念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是一部公认的学术经典着作。

孔泽(Edward Conze，1904-1979)是英国战后最着名佛教学者，他实际上是德国人。他的重点是大乘般若经文献研究与英译，这些着作现在是般若经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但孔泽在以注重南传巴利佛教的旧英德学派，无疑是一个歧出的异类。英国在战后仍然延续南传佛教研究的学术传统，“巴利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W)始建于1881年，在巴利佛典的整理与研究论着的出版方面继续做出重要贡献。不过，贡布里奇(Richard Gombrich)等新一代英国学者转而倾向于关注南传佛教国家社会史研究。

这个时期藏传佛教的研究陡然升温，像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等在战后非常活跃。匈牙利人高露士虽然早在19世纪30年代奠定了西方藏学的基础，但这个领域总体上较受忽视。1959年达赖出逃时携走了大量图书、档案与文物，不少国家相继设立藏学研究中心。60年代以后，藏学研究被列入美国国防教育法案(NDEA)计划，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资助了华盛顿大学、慕尼黑人学、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等七个藏学研究中心。1961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系设立佛学研究机构，成为全美第一个佛学博二亡学位的授予点，藏传佛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美国年轻的藏学家，纷纷前往印度等地直接接触藏族喇嘛，这批人在80年代以后成为北美佛教学术界的骨干力量。

美国在战后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随之而来的“冷战”，致使佛教研究服从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在学科划分上，佛教研究在美国不再局限于文献学、宗教学或思想史，而是兼顾“地区研究”，更多地要从社会史、政治史等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关注佛教在东方社会的功能及其在西方社会的思想价值或政治利益。涉及佛教研究的机构，  自然也如雨后春笋在美国纷纷成立。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新的学术中心，到80年代几乎已成定局。

四、80年代以来：佛教研究的多元展开与方法反省

随着美国佛教研究日趋繁荣，欧美佛教研究的中心地位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80年代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了法国。有位法国教授无奈地说：“欧洲开始自我怀疑，失去自信，甚至影响到19世纪以来之学院传统，汉学方面亦须放弃已往之欧洲中心成见，必须重新考虑研究对象，更须自谦、真实与同情。不久，美国大学汉学中心将使古老欧洲研究机构渐渐减色。”北美学者在西方佛教学术界明显占据主流地位，不少欧洲培养的学者到美国任教谋职，像英国的鲁埃格．Seyfort Ruegg)、法国的傅瑞早已是美国学界的着名学者。现在美国每年出版的佛教论着数量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和，美加地区提供的佛教研究的大学教职及培养的研究生，也远远超出整个欧洲。北美这块新大陆，在老牌欧洲面前表现出它的学术优势，一边继续扩展佛教研究的领地，佛教研究成了一门兼跨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一边在反省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佛教研究方法。这就是1980年以来美国佛教研究的多元展开与方法反省，是欧美佛教研究的第四个阶段。

北美佛教学术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学者，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所有的佛教传统。北美佛教研究的力量分布明显合理，不再单纯强调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而对汉传佛教，特别是对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超过了对印度佛教的研究。藏传佛教的研究，持续升温，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可以参见笔者编写的《美国佛教研究的近况》。总体而言，70年代是美国佛教研究的分水岭，美国的学术传统以社会史或人类学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在此之前，美国佛教研究追随欧洲佛教研究的主流范式，集中于基本典籍的研究与翻译，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譬如，佛典校勘、梵巴语文献整理、教义思想、戒律制度等。70年代以后，以语言技能为核心的文献学方法仍然很有影响，但大多数学者己不满足于此，许多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从而有别于传统的欧美佛教研究范式。美国学者越来越关注佛教的社会制度、佛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的意义与价值，更多地考察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不单纯进行佛典文本与佛教哲学的研究。他们不满足于把“佛教”当作大学象牙塔里的一种学科，特别注重把佛教作为一种“活的传统”，正在形成一种“社会史”或“佛教人类学”的研究传统。

在解释学、解构主义、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刺激—卜，美国的佛教学者不断置疑西方佛教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考虑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传统的佛教文献学看似成果辉煌，但西文的佛教译名迄今还不能充分表达梵语的准确意义，所谓的“校勘本”也不是亚洲佛教徒实际所用的文本，缘此意识到文献学局限，鲁埃格十分明确地说，“历史学家的实证主义并不总能写出好的历史。””80年代北美学界出现的“佛教解释学”，是想走出实证史学的樊篱。1978年特曼(RobertA．F．Thurman)在《美国宗教学会学报》上发表<佛教解释学>。但真正称得上“诠释意识的兴起?，要数1984年美国的  “佛教解释学”研讨会，1988年由洛佩兹(D．S，Lopez)主编出版会议论文集《佛教解释学》。台湾学者林镇国称这场研讨会“标示了当代西方佛教研究之方法论意识的再度觉醒”，促使西方佛教学者检讨他们的佛教知识的生产过程，反省自己的研究动机与立场。在过去20年的方法论反省里，欧美佛教学者意识到，还原“纯粹佛教”的想法，本质上是西方学者一厢情愿的文化想像，是以西方哲学、宗教、文化的视角审视佛教这种东方“异教”的产物。

这场反省的结果是，西方学者认为，基督教世界应与佛教进行认真的对话与沟通，要从佛教内部融会贯通，寻找东西方思想的契合点，尽可能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不少西方学者因此反比东方佛教学者更为强调“修持”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经过近两百年的学术演变，佛教在西方终于有了对话资格。这既是佛教自身的魅力所致，同时也是欧美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果，更是北美佛教学术界在过去20年方法论反省的结晶。

五、结束语

本文所说的四个阶段，肯定不是唯一的分期方法。就在笔者写作此文的过程中，德国佛教学者就提出第二阶段是从1900年开始，当年铃木大拙把《大乘起信论》译成了英文，在西方出版，使得欧美学者开始重视汉传的大乘佛教思想。这个分法，笔者觉得不太可取，但它的内在思路是要尊重大乘佛教的传统。我的这个分期，基本上是遵循狄雍“文献学”的思路，从方法论转型的角度考察西方佛教学术的进展与变迁。上述四个阶段实际上内含着两次重要的方法论转型：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对所谓“纯粹佛教”发生置疑，西方已经了解到“佛一音说法，随类各得解”丰富的历史多样性，意识到若想了解所谓的“原始佛教”，并不一定需要完全依赖南传巴利佛典，汉译佛典以及中亚地区出土的说一切有部经典，同样具有相当的历史可靠性和理论权威性；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西方学者超出了传统的佛典文本研究，尝试着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等方法去研究佛教的文化史或社会史，这是伴随着时代的剧变而导致的学术范式大转移。第四阶段，实际上是第三阶段的展开与延伸。

(责任编辑  李建欣)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