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与禅宗的发展

姚卫群

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佛教中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与其较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世俗化发展有密切关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则是推动禅宗世俗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它在理论上符合印度大乘佛教的不能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分开的主张，又适应了中国历史上禅宗僧团要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的需要。这种在僧团日常生活或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变革使禅宗较好地将自身融汇到了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为东方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体现了禅宗里百丈怀海禅师等所确立的丛林重要风范。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中国佛教在一些方面区别于古代印度佛教的显着表现形态之一。本文围绕禅宗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联系古印度佛教中的一些相关思想，探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重要变化，借以分析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发展问题，并对禅宗在中国盛行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与印度佛教中的一些相关思想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它的一些基本观念多源于印度。一些其他国家的佛教发展虽与印度佛教的发展不同，但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仍常常会牵扯到印度佛教，要参照印度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来进行分析。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一禅宗的重要观念涉及了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与佛教中的所谓“入世”观念联系较大。这就要联系印度佛教中的这方面思想来探讨。

在印度佛教中，从文献上来说，既有关于出世的理论，也有关于入世的思想。在不同时期，论述的侧重点有不同。

佛教在印度产生时就认为，人们生存的世界或人生现象中充满了痛苦。而佛教所主要致力于的事情，就是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在印度早期或小乘佛教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认为要摆脱痛苦，就要离开人们生存的世俗社会。因而一些小乘佛教都很强调出家，出世的倾向较为明显。如《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说：“人间愦闹，此非我宜。何时当得离此群众，闲静之处以求道真！”《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还说：“善智离世边。”这些都表明，在早期或小乘佛教中，出世的观念在佛教中是明显存在的，是其作为一种宗教的基本特征。

但印度早期佛教在表现出出世观念时也并不否定佛法与世间的关联，如《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说：“佛出于世间，转无上*轮。”这实际是说，佛是离不开世间的，并在世间宣传佛法。不难看出，在早期佛教中就有明确地将佛或佛法与世间密切联系起来的言论，只是从总体上说，早期佛教还是强调世间中充满了造成众生痛苦的种种“烦恼”，要摆脱这种状况，因而不大突出关于佛或佛法离不开世间的内容。

相对来说，印度大乘佛教较重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他们不像一些小乘佛教那样强调一定要出家，而是认为在家众也可以弘扬佛法。大乘佛教极为重视入世。尽管大乘佛教的一系列理论中都有出世的内容，如突出地讲“空”等等。但与小乘佛教相比而言，大乘佛教讲“空”一类理论时通常是联系世间来讲的，他们的这类理论主要是要表明不能执着于事物的假相，而要在认识世间现象的本质中达到最高的境界。因此，大乘佛教的出世理论与其入世观念是密不可分的。这在不少大乘佛教的文献中都有表现。

一些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中都认为佛教的涅槃是不能脱离人们生存的世间的，涅槃就在世间之中。而且认为，即便是达到了涅槃，也不能离开世间，因为大乘佛教要追求“利他”，强调要使其他人也摆脱痛苦，因而要坚持在世间弘扬佛法，救度众生。大乘佛教的着名经典《妙法莲华经》卷第五中说：“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尔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而实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维摩诘所说经》卷中中则说：“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生死涅槃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生不灭”，“乐涅槃不乐世间为二，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这明显是要强调涅槃实际不是离开世间的另一个独立的世界。中观派的主要著作《中论》卷第四中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这些都是要强调涅槃实际不是真的离开世间的另一个独立境界，不是与世间无关的状态，佛或佛法不能离开世间。

印度佛教中没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类的主张，但有与这种主张密切相关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就是强调涅槃与世间的不可分的关系，强调要度众生出苦海就不能离开众生生活的世俗世界。

这种理论将佛教的发展与世俗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逻辑上必然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佛教的修行，佛教的发展都只能在世间中进行，离开了世间的生活，也就没有佛教的存在。

从整体上说，尽管印度早期或小乘佛教中有把涅槃与世间决然分开的倾向，然而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还是强调佛及其理论不能脱离世间。即便是早期或小乘佛教，他们论述的理论，实际仍然是离不开世间或人生现象内容的。也就是说，印度佛教文献中有要求出世的思想，但也有赞成入世的主张，这对后来传到印度之外的佛教中无论是强调出世观念，还是强调入世思想都提供了文献根据。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虽然有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但却与印度佛教对待出世与入世问题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只是强调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将一些基本教义介绍过来的过程中，有一个如何使中国民众理解和接受这一宗教的问题。最初较为吸引中国民众的是佛教中所包含的出世方面的内容。这类内容中的理论主体是佛教的“空”观念。空观念在印度佛教中被大力倡导虽然是在大乘佛教时期，但它的理论基础则在早期佛教中就存在。早期佛教中提出无常、无我和涅槃，如《杂阿含经》卷第十中说：“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这里提到的无常、无我和寂灭实际就是“空”的观念。具体来说，所谓无常主要指世间事物是变化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所谓无我主要指在人生现象中没有一个主体；所谓寂灭主要指人跳出轮回后(包括死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因而，印度佛教中的所谓“空”通常不是指绝对的虚无，而是联系世间事物的无常等本质来说的。

但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印度佛教的原本内容有不少出入。许多中国民众都把信奉或皈依佛教理解为“看破红尘”、“踏入空门”或“了却尘事”。一些中国思想家在理解佛教的“空”时常常把其与“有”割裂开，认为“空”是与“有”完全不同或无关的状态。但在鸠摩罗什及其弟子较准确地翻译出大批印度般若中观方面的佛典后，情况有很大改观。中国人理解的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本义的契合度大大提高。不过中国佛教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印度佛教思想的采纳或选择内容是有变化或不同的。

就禅宗来说，最初的思想形态与后来发展了的形态也有很大变化。中国早期佛教引入了印度小乘佛教中重视静坐冥观，追求弃绝有关外部事物杂念的修持方式，看轻世界的种种现象，对世间事物无所求。这在早期禅宗里也有表现。如禅宗“二入四行”中的“无所求行”就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景德传灯录》卷第三十中记述这方面思想时说：“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也。”这里讲的“万有斯空，无所愿乐，……故舍诸有，息想无求”以及强调的“有求皆苦，无求乃乐”等就有较强的出世倾向。这时的禅宗在很大程度上是较为看重印度佛教中存在的要远离世俗生活的主张的。

但随着中国佛教的发展，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禅宗逐步开始强调与世俗生活的联系。禅宗里的南宗系统与早先的禅思想的主要倾向有所不同。尽管南宗系统的禅宗文献中仍有不少论述出世的内容，但关注点显然已向注重入世的方向偏转。在禅宗的主要文献《坛经》中就有这方面的突出论述，如该经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这种“佛法在世间”的思想明确否定了有完全脱离世间的佛法或涅槃。它与印度佛教中的不少论述是一致的，如上述《中论》中说的“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即是强调涅槃与世间密不可分的典型说法。否定涅槃与世间之间的绝对化分别，也就是否定有离开世间的觉悟。

禅宗在发展中对于传统佛教中存在的那种轻视或避开日常生活的修行产生了不同看法，对一些旧的坐禅方式开始不以为然。《坛经》中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中记述说：“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侍云：还学禅么？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这里实际显示出了禅宗的这样一种思想，即：悟出佛教的道理或成佛，并不是仅仅依赖于形式上的那种读经学禅，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来体悟。

禅宗里百丈怀海禅师等人创立了中国佛教的丛林制度，设立了“百丈清规”。在其一系列新提出的有关主张及其思想中，极受人们瞩目的就是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和传统佛教中的僧人专心修行，一般不参与常人之劳作的观念有很大不同。尽管禅宗中不少祖师或僧人实际也不反对参加生产劳动，但百丈禅师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而且在理论上作出明确表述。他不但倡导僧人与寺外的一般民众一样做工，一样种田，而且将这一作法制度化，努力实行。他不仅要求弟子这样作，而且自己也率先垂范，坚持劳作。这在印度佛教中是没有的情况。在中国佛教中确实不同凡响。中国佛教中虽然在百丈怀海禅师等之前就有人强调“佛法在世间”，强调佛教的修行不能离开世间，但对僧人和一般民众日常主要所作之事还是有明确区分的。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实际是看到了僧人的劳作直接关系到了寺院的存在、僧人的生存这样重大的问题。

百丈怀海禅师等对传统佛教的僧人管理制度作出这种大胆的变革，并不是理论上的一种随意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和禅宗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形势有关。禅宗由于相对其他中国佛教宗派，思辨性理论要求少，修行相对来说简易，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在怀海禅师之前的一段时期，禅僧的人数大量增加，这给对寺院僧人通常执行免税制度的封建政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而统治者开始采取有关措施，限制佛教的发展。唐明皇时期就曾要求一些被认为是伪滥僧尼的人还俗。此后，唐统治者还一度取消了对寺院僧人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大量禅僧的生活发生困难。禅宗僧团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采取一些先前佛教不曾使用或不曾普遍使用的措施。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或规定就能较好地满足禅宗僧团的这种需要。

怀海禅师等的这种主张和僧团的相应规定的实施虽然能满足禅宗发展的需要，但是显然与印度传来的佛教传统戒律或僧团管理惯例不符。因为按照印度传统戒律的基本精神，僧人是不应从事与经营或营利相涉太多的日常劳作的。印度传统佛教寺院僧人的生活一般是由别人来供养的。例如印度着名佛教寺院那烂陀寺的僧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佛法和修行，基本不用为生计所担忧。据玄奘和义净所述，当时那烂陀寺周围一百多个村庄的收入都用来维持此寺院的开销。每天有二百户来寺捐赠米、油、乳等。这就使该寺僧人能衣食无忧，集中精力来学习研究高深的佛教名相概念和理论。在中国，佛教最初的发展阶段大致是努力模仿印度的作法，但当佛教大发展，禅僧人数太多时，确实也很难让国家或广大民众从经济上承受相应的费用。

当然，禅宗对于传统佛教戒律中的其他一些基本戒律还是沿用的，对于许多戒律中限制僧人做的事情也还是执行的。只是在其中对一些不适合禅宗发展的内容作了改动。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就是这类变革的产物。

这类变革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扫清了一个重要的障碍，即僧众人数增加之后，会增加国家或民众的经济负担，这或多或少会引发统治者或一些社会阶层对佛教的不满，从而采取一些措施来抑制或打压佛教的发展。佛教僧团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实际上就是强调佛教僧人自己供养自己，通过每日的劳动达到自给自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减轻了负担。如果劳作所得能够在自给之后还有富余，并用来做善事，那么对社会就还会有贡献。这样会大大减少来自社会或统治者的敌视或抑制，创造一个良好的佛教发展环境。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张，使佛教寺院僧人与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差距大大缩小。这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实际是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步骤。禅宗的这种变革，虽然与传统的佛教寺院及僧人管理体制有不同，但其作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印度佛典的文献根据。因为按照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佛教的弘法或修行是与世间生活离不开的，对佛教智慧的领悟，与最高境界的契合，都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只是禅宗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化，步子迈得较大，在僧团的日常活动中积极践行，推向极至。正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 这使得禅宗成为中国佛教诸宗中推进世俗化发展的主要代表。

三、禅宗在中国盛行的原因分析

禅宗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盛行，并在后世成为中国佛教中的社会作用最大者。相对而言，中国佛教中的其他一些宗派，如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等在后世的影响远不如禅宗，信众人数和在一般民众中的认知度都在禅宗之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禅宗能够较好地推进佛教的世俗化发展有直接关系，即与禅宗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类的主张有关。具体来讲，与下列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禅宗较好地处理了佛教中的出世与入世理论的关系。

禅宗虽然受到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它毕竟属于佛教，而佛教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还是来源于印度形成的佛教经典。客观地说，印度佛教中既有出世的观念，也有入世的思想。而禅宗在发展中对这两种成分都给予了重视，作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传统文化思想强调人要在社会生活中完善自己，重视对人的生活准则问题的探讨，在总体上是强调入世的。禅宗要发展就不可能置这种历史环境于不顾。禅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印度佛典中先前就存在的入世观念参照中国已往文化中的入世思想加以改造，同时在理论中还保持印度佛教中原有的出世观念，把这些成分融为一体，尤其大力弘扬其中的入世思想，将其推向极至，把“运水搬柴”等日常生活或劳作与觉悟成佛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特色。应该说，禅宗很好地处理了这方面的问题，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使其成为在中国佛教各宗中最能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宗派。

第二，禅宗较好地处理了坚持佛教根本精神与避免理论过于繁琐的问题。

中国佛教诸宗各有特色，虽然都与印度佛教有关联，但各宗弘扬的印度佛教思想或理论的侧重点是有不同的。中国佛教中的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等，继承了印度佛教中的丰富深奥的理论体系，把印度文化中的极有思辨深度的理论体系传播到中国，对中国文化吸收印度文化的宝贵成分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宗派由于其弘扬理论的深奥，就需要信众有较好的文化基础作为掌握理论的支撑。因而在客观上说，这对于文盲和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来说，会限制他们作为正式成员进入佛教的僧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宗派增加信众，扩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时期，这些宗派发展极为困难，有时法脉甚至会一度中断。到了近现代，这些宗派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有些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影响了。与之相比，禅宗的发展则极为顺畅。禅宗在吸收印度禅的一些基本内容时，并不受限于早期或小乘佛教中的禅观念，而是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作为自己的宗旨。印度大乘佛教要求不执着于任何东西，禅宗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十分强调言语概念的局限性，甚至认为佛教的经典，一般的修行如果不能恰当地对待，也将影响信众觉悟成佛。如禅宗里后来出现的“呵佛骂祖”、“非经毁行”等现象就是禅宗这种观念的一种展露。因而，在禅宗里，以离开一般佛教的名相概念来直接参究体悟佛教的最高境界成为流行或时尚的作法，形成了禅宗的特色。这种排斥繁琐名相概念的佛教宗派的特色吸引了大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加入禅宗的队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第三，禅宗较好地处理了佛教中僧团的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佛教的僧团管理及僧人行为规范的问题涉及佛教的戒律。而印度佛教并不是在其产生之初就有固定的戒律文本。释迦牟尼时代佛教的戒律是所谓“随犯随制”，即是佛教僧团在日常生活和传教活动中根据对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进行归纳积累的产物，系统的成型戒律是在佛教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印度佛教中的不同部派所传戒律不同，传入中国的也有好几个文本。应当说佛教戒律是与时俱进的。印度佛教的戒律文本中有大量关于僧人行为举止或日常生活的规定。如《四分律》中关于比丘的具足戒就有二百五十条，关于比丘尼的具足戒就有三百四十八条。此外，《四分律》中还有所谓“犍度”的部分，都涉及到对僧人或僧团的日常生活或修行的规定。但其中没有关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说法。怀海禅师等制定的“百丈清规”就是根据中国佛教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对印度原有戒律或习惯作法的一种补充或改革。这些每日的劳作看起来似乎与佛教徒的修行本分无关，实际上却又是为了保证教团存在和修行活动持续的必须。离开这些劳作，传统佛教的许多宗教活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而且，“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法与传统佛教中就存在的“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以及“佛法在世间”等入世观念极为契合，因而成为促进中国佛教世俗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宗教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