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原始佛教

潘桂明

佛教的创立是东方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丰富了古代印度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宗教内容，而且也影响了古代亚洲许多国家的宗教哲学和文化艺术。

印度佛教自创立至衰落，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若干个历史时期。当它传入中国时，已进入大乘佛教时期。原始佛教是指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这一时期，释迦牟尼提出了自己的创教原则、基本教义，弟子们严格奉行他的教法，教团内部意见统一，没有出现分裂现象。

释迦牟尼觉悟成佛后，于婆罗奈城的鹿野苑向五比丘“初转*轮”，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一般认为，这些教义主要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四圣谛，意即四种真理，它们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断定宇宙人生的本质是苦，人类生命必须经历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在每一阶段上都充满着苦。集谛，揭示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依据，这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类对世间欲乐、生存、权力等的追求。灭谛，指出断灭产生世俗一切痛苦的根源，以达到最终的理想境界(涅槃)。道谛，为实现理想境界而应当遵循的修行方法，这些方法概括为八种，即八正道。

八正道，意即八种使人们由凡人圣、由迷而悟，获得彻底解脱的正确道路。它们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从身(行为)、口(语言)、意(思想)三个方面对人们的日常思想行为、生活方式所作的规定。这三个方面也可以归纳为戒、定、慧“三学”。

十二因缘，是指以“缘起”(因缘和合而起：因缘，即关系、条件)说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转过程。原始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某种条件，人的生命过程也是如此。这些条件可以分为十二个相互成为因果关系的环节，其核心是“无明”(愚昧、贪欲)。若将这十二因缘配合“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说，又可以概括为“三世两重因果”说：过去因造成现在果，现在因造成未来果。因此，任何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得解脱之前，都将依循这种因果规律，在“三世”和“六道”中流转不已。这十二因缘说实际构成了业报轮回的基础。这意味着，人们想要摆脱业报轮回，必须通过佛教修行，克服无明贪欲之束缚。

佛陀又从“缘起”说出发，提出三个著名命题：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切皆苦(后来以涅槃寂静取代一切皆苦)。这是原始佛教的“三法印”，以此作为与其它学派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诸行无常，指因缘而生的—切事物均处于永恒的生灭变化、流转迁移过程之中。诸法无我，意为五蕴(色、受、想、行、识)和合而成的万物，本无主宰之自性，故无独立永恒的实体可言。一切皆苦，特指人生的本质。

佛陀时代，印度存在着壁垒森严的“四种姓”制度。婆罗门种姓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有着特殊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婆罗门教则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它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原始佛教的创立，反映了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富商大贾、大土地所有者反对婆罗门种姓的强烈要求，具有提倡种姓平等的意义。

原始佛教的教义与六道外道、耆那教的思想学说一起，构成反对婆罗门的自由思想潮流，即强有力的“沙门”思潮，但是它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如“无我”说的提倡。

“无我”即对“我”的否定。“我”(Atman，阿特曼)是婆罗门教的神学概念，相当于个体灵魂(生命我)、世界灵魂(大我)或宇宙统一的原理。早在《森林书》中，就已把阿特曼视为创造万物的原理，并渗透于一切事物之中。《奥义书》则进而视之为万物内在的神秘力量，宇宙统一的最高原理，它先天地存在于事物内部、并从内部主宰着事物，具有实在性、永恒性，故而可与宇宙的最高主宰、终极原因的“梵”(Brahman)等同。对此，原始佛教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有情众生只是五蕴(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的暂时聚合形态，既无实体，又无内在主宰。所以，它以生命个性的“无我”学说反对婆罗门教永恒不灭的灵魂观念，无疑具有无神论的色彩，是一种进步的学说。在当时沙门思潮中，原始佛教对思想界有特殊的贡献。

在佛陀看来，宇宙人生的“无常”、“无我”，均可归结为“缘起”学说。缘起学说的基本命题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认为宇宙万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没有孤立而永恒存在的事情。缘起而性空，故无常、无我。这一学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它是对婆罗门教梵神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人生命观念的有力批判。所以在原始佛教教义中，排除了对梵天的崇拜，也否定了神秘的灵魂观念。可见，原始佛教与一般以神灵为信仰对象的宗教有所不同。佛陀入灭前，他曾一再告诫弟子，要“依法不依人”。上座部《大般涅槃经》说：“以己为岛，以己为归，舍此而外，他无所依。以法为岛，以法为归；舍法而外，他无所依。”这就是“自归依”、“法归依”的精神。佛陀学说的中心不在哲学思辨，而在现实人生，这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有相似之处。

根据自归依、法归依的精神，原始佛教不允许偶像崇拜，不存在祭祀、礼拜活动。早期僧团实际上是一个自律、互助、和合的道德实践团体。而这种道德实践，又贯彻了佛陀提倡的“中道”原则，即既放弃极端苦行，又反对欲乐享受，采取以身、口、意三方面的道德修养方式，获得精神的彻底解脱。佛陀坚定地认为，人们的思想行为决定自身及其周围环境，所有人必须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偶像崇拜和祭祀活动不能取代道德实践。这一原则通过“业报”学说而得以推广。每一个体各具身、口、意所造“三业”(果报之因)，由此而决定各自的现实状态或未来趋向。在业报面前，人人平等，无有贵贱。这是原始佛教十分可贵的精神。佛陀在这里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但也应看到，在某些教义中，原始佛教也未能彻底摆脱婆罗门教的影响，如轮回思想；而“无我”说与轮回思想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矛盾。原始佛教对人生本质和意义的理解也有偏颇之处，容易导致人们对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脱离社会生活的道德修养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社会问题，消除人生痛苦。佛教以后的发展过程，也是原始佛教教义内在矛盾的展开过程。

摘自《科学与无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