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恩师欧阳竟无大师的几件事

　　田光烈

　　一、大师要我参加一九四三年的人日大会
　　一九四○年，我在家乡贵州省遵义市当排军乡村小学校长半年。接到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总务长黄艮庸来信，邀请我去四川古蔺，同梁先生的学生潘崇理合办勉仁小学。
　　这时，我母亲患肠胃病，腹泻未愈。我本应该随侍床褥，不应离去。母亲说：“你二哥懂医，我的病他会治。算八字，你在外面才会有发展，你去吧！”老人家自己不顾，顾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的话，使我肝肠寸断！
　　在古蔺数月，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正月初九日辰时，母亲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噩耗传来，遂由四川返遵义奔丧，葬母亲毕仍回古蔺。
　　抗日战争开始，支那内学院从南京迁到四川江津，设支那内学院蜀院，继续刻经讲学。
　　在建设支那内学院蜀院的过程中,曾得到当地士绅邓蟾秋、张茂芹二人的捐助。邓蟾秋先生出资千金，助成大师重建内学院；张茂芹先生兄弟捐出土地作为内学院蜀院院址。四川名流赵尧先生还特自作诗寄呈大师表示欢迎。大师和诗一首云：
　　地覆天翻日，腐儒入蜀来；人皆嗤大道，公独筑高台。
　　风骨弥千载，云英奏九垓；却惭曾子固，三径枉陶开。
　　母亲病故后，我百念俱灰。学佛之心益切。每月所得薪金，除留简单伙食费外，全部汇内学院蜀院，购请佛经钻研。并开始写《唯识纲要》。
　　在写作过程中，由浙江大学教授李源澄(当时浙江大学迁到遵义避难)介绍巨赞法师(欧阳大师的弟子)联系切磋。黄艮庸又介绍我向熊十力先生请教。
　　一九四二年，书写完后遂寄江津呈欧阳大师请益。大师来函，许可我参加明年(一九四三年)正月七日的人日大会。寒假遂挈学生曾庆昌等谒见大师于江津内学院蜀院，并获大师教诲十余日。
　　抗日战争期间，内学院院友星散于各地，参加人日大会的只有陈铭枢、程时中、印佛、法雨等人……。
　　人日大会后，我仍然回古蔺工作。该年春，得先大师吕澄(秋逸)先生信云：竟无大师示寂(吕先生摄理院长)，你是大师的最后一个弟子，同意你来内院学习。当年暑假，我便辞去古蔺教职，到江津进内学院蜀院。
　　自一九二九年十八岁开始向往内学院以来，整整十四年，方得遂多年心愿。
　　以农历正月初七为人日，虽然是中国古人的规定，但在竟无大师的思想里却另有深刻的含义。
　　支那内学院以四语作院训：曰师、曰悲、曰教、曰戒。大师在释师第四《师道》中有云：“师体曰慧，所谓知见；师道曰悲，所谓为人之学。……是故学亦是为人之学，教亦是为人之教，师亦是为人之师。”这说明了大师为什么重视“人日”的道理。他说学是为人，教是为人，当老师也是为人。与人相对者为己，学、教、师一切都是为人，而不是为己。
　　大师在《夏声说》里又说：“人必有所以为人，然后能人。然后谓之曰人。人之所以为人者，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上面讲学习也好，教人也好，当老师也好，一切都是为人，而不是为己。这里讲一个人要有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才算是人，如无这样的心便不是人。有恻隐、羞恶、是非之心的人当然都是为人而不是为己。
　　有时大师又说：“仁者人也，仁爱结撰之谓人”[欧阳竟无：《复张溥泉》]。人与仁为同义异语。所谓“自”、“即语言心行俱灭之天道”。亦即本心。(《中庸传》里说：“本心之谓自”)。但有“本心”，皆可谓人，“人也者仁也”，“仁者人也”，所谓“依仁游艺”者，即依于“本心”而从事艺术创作也。
　　我们从这些道理中，就可以体会大师为什么重视人日(农历正月初七)，而每年选在人日开院会。
　　二、大师对法宝的敬重和关注
　　佛、法、僧三宝，法宝为三宝之一。诸佛所说之妙法义理珍重如世之财宝，故云法宝。
　　《维摩诘经·佛国品》云：“集重法宝如法导师”。
　　《法华经·五百弟子品》云：“供养诸如来，护持法宝藏”。
　　法宝摄无量之法财，故云“法宝藏”。
　　今日我们所知道的佛经，来之不易。是经过佛弟子多次辛劳所取得的光辉灿烂的硕果。
　　佛灭后，诸弟子相会，为防止异见邪说，诵佛陀之说法，举各自所闻确实者结合集成之，为大小乘经典。第一为小乘经之结集，第二为大乘经之结集，第三为秘密藏之结集。
　　佛经是佛教教法义理赖以流传的载体，至关重要。所以大师以讲学与刻经并重。抗战期间，虽颠沛流离，依然刻经流通不辍。不但如此，大师对其他寺院所保存的佛经也很关心，大师写给徐森玉的信中就谈到：
　　南京古林寺有《龙藏》一部，内缺一百余册，不识此项板片归谁所管，能否开刷补缺(开刷用何手续，回示务详)。
　　下面我们还必须了解信中提到的徐森玉其人和南京古林寺的情况。
　　徐森玉(一八八一——一九七一)中国目录版本、文物鉴别学家。名鸿宝、浙江湖州人。清末山西大学堂毕业。历任奉天测图局长、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合众图书馆常务董事等。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辞海》906页]
　　南京古林寺建于梁，当时称观音庵，南宋时称古林五庵，明代改庵为寺，成为南京城西巨刹，毁于清。一九八一年，政府在古林寺的废墟上改建为古林公园，占地22.7顷，园内岗峦起伏，花木扶疏。有牡丹园、芍药园、月季园、杜鹃坡、梅花岭等景区，花落花开，四季留香。
　　三、大师与著名诗人陈散原先生的交往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老伴米宝淑和长子田景华都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去参加校庆活动回来，得到各种礼品，其中还有一张南大历任校长像。有一张像是一九○二年陈三立任三江师范(南大前身)学堂总稽查(即校长)的。陈三立何许人也？原来陈三立(一八五二——一九三七)字伯严，室名散原精舍，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是国际上都有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画家陈衡恪的父亲。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曾参加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所作诗也表现了他的政治态度，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及《散原精舍文集》等。
　　陈先生与竟无大师交谊很深，在南京常相过从。有一次，陈先生要到北平去，因车子出问题，没有去成。竟无大师的诗里有“神工鬼使滞征辕”的诗句，就是讲的此事。正好竟无大师要写《大涅槃经》序。在南京应酬很多，不便写。遂约陈先生一道去江西庐山避暑，顺便写《大涅槃经》序。
　　到庐山住黄龙寺，寺外有两棵大树，人称宝树，相传是晋代寺僧种植的，有一千多年历史，郁郁葱葱、直插云霄，树有几人合抱那样粗。有一次，竟无大师约陈先生去纳凉并参观千年宝树，有关人员也随同去并拍照片。下山后，陈先生还是到北平去了。到北平不久，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日寇长驱直入，八月，北平沦陷，津沽失守，诗人陈散原忧愤绝食殉国，大师作挽联云：
　　浩气已无前，何不忍死须臾，看俨狁于襄，匈奴就灭；
　　危邦宁可入，久矣安心解脱，便维摩示病，彭泽停杯。
　　从联语的上联来看，战争一开始，虽然北平沦陷，津沽失守，而大师却坚信抗战必胜，中国必强。大师说：“虏强我弱时也；神明之胄必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而不移也”[欧阳竟无：《心史叙》]。
　　从联语的下联来看，大师对陈先生推崇备至，甚至以维摩居士和不屑为彭泽令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相比。
　　大师鄙视并谴责那种“徒眩人、不信自，慑习而无气”(同上)的人。弱国何以能战胜强国，羸劣的武器何以能战胜精良的武器，所恃者惟“不受尔汝之气”而已。中国抗战能持久，能胜利，全靠此气。整军兴武，全民皆兵，加强国防，同仇敌忾，一切准备，无非为振作此气。大师说：“迨天之未阴雨绸谬牖户，谁敢侮予，今则流血百万，惨不可言矣。……绸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气，作气在观感而愤徘”[欧阳竟无：《毛诗课叙》]。大师确认：“国之强也，气之炽也，国之亡也，气之馁也”[欧阳修竟无：《诗词品甲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师选刻《词品甲》、《毛诗课》、郑所南《心史》，出版所书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无非“要此锥心刻骨之事常目在之”而启发人们至大至刚、谁敢侮予的浩然之气。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大师号召青年“执干戈以卫社稷”，发扬中国人至大至刚“不受尔汝”的浩然之气。在《赠聚奎学校中华青年救国团》的赠词中大师悲愤激昂地说：“呜呼！日军残暴极矣！三日于兔气食牛，唯尔青年能吞灭之。”三日于兔能食牛，所恃者亦唯至大至刚之“气”而已。大师在书法上主张植基于分篆而充量于商周之钟鼎盘彝者，亦无非为使人“观感而愤徘”，以振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气也。大师说：
　　嗟乎！河山破碎，强虏纵横，民气不扬，国魂安傅。丰腴柔媚，软骨之鸩，铁石冰霜，强根之锻。要使耳濡目染，意匠心营，无不皆岳峙渊停，而绝尽山温水软，然后斯民浩气，勃然兴而沛然盛也。是故经必《孟子》，史必马迁，文必昌黎，诗必少陵，词必稼轩，而字必分篆者，胥作气之资粮也。[欧阳竟无：《跋龚秋农元明以来书法评传墨迹大观》]。
　　平津沦陷之后，日寇沿津浦路南下，不久打到山东德州；南京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陪都。山东邹平梁漱溟先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只好解散。梁先生后来到重庆创办勉仁书院，继续讲学，熊十力先生也在其中，当时学术界称他们是新儒学大师。
　　建国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代表会。十一月四日，我曾经去拜访过梁先生。在此之前，还与梁先生通过几次信。抗战开始，内学院从南京迁到四川江津设内学院蜀院，继续刻经讲学。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我从山东邹平避难回贵州遵义；当了几年的乡村小学校长，几经周折，方得到内学院蜀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