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杨岐派创始者的杨岐方会，在其生前地位并非非常显赫，但在其身后却兴起了一个强盛的禅宗派别。在以其同门黄龙慧南为宗祖的黄龙派势力渐衰的情形下，杨岐派竟成为临济正宗，继承了临济血脉。杨岐派为何有如此的历史境遇呢？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也与黄龙派的后继乏人有关，但其中重要的原因仍然在于杨岐方会禅学思想的独特性及其禅风的契世性，而其弟子的光大宗门也应该是重要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于杨岐方会的禅学思想以及禅风的独特性有估价偏低之嫌。本人不揣冒昧，拟着重对杨岐方会的禅学思想及其对于杨岐派代替黄龙派所作的历史贡献作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方会禅师，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俗姓冷氏，生于公元992年(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圆寂于公元1049年(北宗仁宗皇祐元年)。关于杨岐方会的出家因缘，历来有二说。慧洪说，二十岁时，其到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县)九峰山“恍然如昔经行处，眷不忍去，遂落发为大僧。”同时慧洪又注解说“或云潭州道吾”。[①]文政在《潭州云盖山会和尚语录序》中说：“落发于潭州浏阳道吾山。”[②]《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七也作如此记载。因此，正如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所说，“诸录记九峰山落发，误也。”[③] 方会的出家地点应该在浏阳道吾山。慧洪说方会“阅经闻法，心融神会，能痛自折节，依参老宿。”看来，方会入慈明门下是在出家以后的事情。史传记载，“慈明禅师住南原，会辅佐之，安乐勤苦。”[④]而慈明迁居道吾、石霜，方会也随之前往，并且自请总领监院事，将寺庙管理得井井有条。

关于方会禅师在慈明门下开悟的经过，史传这样记载：

 

依之虽久，然未有省发。每咨参，明曰：“库司事繁，且去。”他日又问。明曰：“监寺，异时儿孙遍天下在，何用忙为？”一日，明适出，雨忽作。师侦之小径，既见，遂扭住曰：“这老汉今日须与我说。不说打你去。”明曰：“监寺知是般，事便休。”语未卒，师大悟，即拜于泥途。问曰：“狭路相逢时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里去。”师归，来日具威仪，诣方丈礼谢。明呵曰：“未在。”[⑤]

 

方会在慈明门下跟随很久，但未能领悟禅旨。方会参问，慈明却以寺庙事务繁忙嘱托其处置。另外一日，慈明竟然反过来诘问方会，寺庙僧人众多，你为何这么忙呢？这样看似矛盾的提示，实际上暗含了慈明以事务中孕育禅机的理念启发方会开悟的用心。如果运用临济宗宾主句[⑥]的方法来判定，由于杨岐方会未曾领悟禅旨，所以方会的屡次发问可以看作是“主看宾”。终于在一次大雨中，方会以超越师徒之分的决绝态度追问禅旨，慈明则以肯定的语气诱导方会。在师徒相互的答问中，方会于瞬间顿悟了。——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主看主”。至此，方会终于与其师慈明站在同一层面上。此后的程序，则暗示了慈明对于方会的印可。

又有一日，慈明上堂，方会走出行列发问：“幽鸟语喃喃，辞云入乱峰时如何？”慈明回答说：“我行荒草里，汝又入深村。”方会说：“官不容针，更借一问。”慈明便大喝一声。方会说：“好喝。”慈明又大喝一声，方会也随之大喝。慈明连喝两声，方会便礼拜慈明师。慈明说：“此事是个人方能担荷。”方会拂袖便走了。[⑦]——此段机锋的要义在于，顿悟禅宗旨之后，究竟应该如何承担济度众生的使命的问题。慈明指出此事只有堂堂正正的人才能承担，而方会的反应则是立即行动——“拂袖便行”。这同样属于“主看主”的机锋。

慈明迁居兴化后，杨岐方会便辞别其师前往九峰山，当地的信徒请求方会住锡杨岐山。方会初达九峰山，与勤公的机锋则使方会才真正地名闻天下。据慧洪记载：

 

时，九峰长老勤公不知会，惊曰：“会监寺亦能禅乎？”会受帖问答罢，乃曰：“更有问话者么？试出相见。杨岐今日性命在汝诸人手里，一任横拖倒拽。为什么如此？大丈夫儿须是当众决择，莫背地里似水底按葫芦相似，当众勘验看。有么？若无，杨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个同参。”曰：“同参底事作么生？”勤曰：“杨岐牵犁，九峰拽耙。”曰：“正当与么时，杨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无语。会拓开曰：“将会同参，元来不是。”自是名闻诸方。[⑧]

 

方会拜见勤公，勤公故意以“方会监寺会禅吗？”来激发对方，而方会在回应完勤公的提问之后，又主动面向大众在大众面前勘验自己对于禅旨的领悟。由于大众水平未能达到方会的程度，一时鸦雀无声，等到方会未能找到对勘的对手，走下法座之后，勤公则以临济宗常见的方法，抓住方会而说道“今日总算遇到了参禅的对手”。这一句话，表面似乎是赞扬方会，实际上则暗含着陷阱。因为尽管称之为参禅，实际上却应该是无禅可参，若认定确实有一禅理等待禅人去参的话，就等于将禅理外在化、对象化了。方会对于勤公的意图显然是心领神会的，又随机应变为勤公设置了一个陷阱，方会故意问“一同怎么参呢？”勤公不知就里，以“杨岐牵犁，九峰拽耙”来回应。勤公未曾料到方会接着又追问“在耕地之时是您在前还是我在前呢？”勤公惊呆了。在勤公的比喻中，杨岐方会是在前的，但勤公却不能作此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回答便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境界在对方之下。至此，杨岐方会在这场斗机锋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如果引入临济宗“四宾主”的方法来分析，这则机锋显然属于“宾看主”的模式。勤公的境界不一定真的比方会低，其之所以被动，更为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他确实低估了对手的水平。这可以从慧洪所记载的“九峰长老勤公不知会”以及勤公所说的“会监寺亦能禅乎？”的问话中看出来。同时也说明，杨岐方会至此时尚是无名之辈。而这则机锋语传出之后，杨岐方会方才开始名闻天下。

在其师慈明禅师圆寂之后，杨岐方会的表现也成为其启悟禅人的程序。《古尊宿语录》这样记载：

 

慈明迁化，僧驰书至。师集众，挂真举哀。师至真前，提起坐具，云：“大众会么？”遂指真云：“我昔日行脚时，被这老和尚将一百二十斤担子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也。”却顾视大众曰：“会么？”众无语。师搥胸云：“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慈明忌晨设斋。众集，师至真前，以两手捏拳安头上，以坐具画一画，打一圆相，便烧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师曰：“首座作么生？”首座云：“和尚休捏怪。”师云：“兔子吃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圆相，便烧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师近前作听势，第二座拟议，师打一掌云：“这漆桶也乱做。”[⑨]

 

方会的这些表演其大意可能是想借此机会向僧众开示佛教独特的生死观。而首座与第二座的言行则是暗示自己已经领悟其意旨。

杨岐方会一方面忠实地继承了临济宗“一切现成”、“立处皆真”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此，既不失去临济宗的精髓，又别立新意。这一禅风，为杨岐派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

在公案禅、文字禅大为流行的形势下，杨岐方会坚持“立处皆真”、在随缘任运中顿悟的临济宗旨。方会说过：

 

诸供养中，法供养最胜。若据祖宗令下，祖佛潜踪，天下黯黑，岂容诸人在者里立地？更待山僧开两片皮？虽然如是，且向第二机中说些葛藤，繁兴大用，举步全真。既立名真，非离真而立，立处即真。者里须会，当处发生，随处解脱。此唤作闹市里上竿子，是人总见。[⑩]

 

这是说，佛法的第一义是绝对不可言说的，但即便是如此，为了让禅人理解领悟，仍然可以在第二机中以语言的“葛藤”来显现真如本体。从即体即用的原则而言，“举步全真”，“立处皆真”。禅法的要义在于，于生活中，于日常事务中，去如实体悟真如空理。顿悟的过程是在“当处发生”的，因此是“随处解脱”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殿对三门，僧堂对厨库，若也会得，担取钵盂拄杖，一任天下横行。若也不会，更且面壁。”[11]这是说，最好的领悟禅旨的方法就是于生活中于日常的行为实践中，寻找当下顿悟的契机。如果不能如意，等而下之的才是如同达摩祖师面壁的“壁观”之法。

杨岐方会多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

 

百千诸佛，天下老和尚出世，皆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若向者里明得去，尽与百千诸佛同参。若向者里未能明得，杨岐未免惹带口业。况诸人尽是灵山会上受佛付嘱底人，何须自家退屈，还有记得底人么？[12]

 

这里，方会反复强调不能只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应该发扬祖师直指人心的的见性功夫，如果能够如此，方才能够与百千诸佛同参。如果不能如此，只得有劳杨岐费些口舌。杨岐方会多次这样开示其弟子：

 

上堂：“杨岐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拍禅床一下，云：“果然失照。”上堂：“杨岐一言，随方就圆。若也拟议，十万八千。”下座。上堂：“杨岐一语，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错举。”下座。上堂：“杨岐一句，急著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箸。”下座。[13]

 

迷漫于方会语录中的这种论调，尽管是前代祖师的老生常谈，但在文字禅已经大为勃兴的时期，其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如此，杨岐方会不允许弟子抄录其言论。如文政在《潭州云盖山会和尚语录序》中所说：“师二居法席，凡越一纪。振领提纲，应机接诱，富有言句，不许抄录。衡阳守端上人，默而记诸，编成一轴。”[14]其对于公案禅、文字禅显然是有所顾忌的。

作为石霜楚圆门下的二位高足，杨岐方会与黄龙慧南各有特色。黄龙慧南以相对固定的“三关”开示禅者，而杨岐方会则特别强调灵活运用。杨岐方会的下列答问就体现出了这一主张：

 

上堂。供养主问：“雪路漫漫，如何化导？”师云：“雾锁千山秀，迤逦问行人。”僧问：“忽有人问杨岐意旨，未审如何举似？”师云：“大野分春色，岩前冻未消。”[15]

 

当禅僧向方会请教如何化导禅修者时，方会则告诉僧众须依照修禅者的根机与特定的境界灵活组织答句，这就是“雾锁千山秀，迤逦问行人”的含义。杨岐方会如此说，自己也是如此实践的。

从上述所举开悟过程以及启悟禅人的方法来看，杨岐方会完全继承了临济宗的禅学思想与启悟示人的方法，并且时有创新，时人对其评价颇高。文政禅师应方会弟子白云守端之请为《杨岐方会语录》所写的序文中写道：“李唐朝有禅之杰者，马大师据江西泐潭，出门弟子八十有四人。其角立者，唯百丈海得其大机，海出黄檗运得其大用。自余唱导而已。运出颙，颙出沼，沼出念，念出昭，昭出圆，圆出会。会初住袁州杨岐，后止长沙云盖。当时谓海得其大机，运得其大用，兼而得者独会师欤？”此文撰写于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年)仲春，为杨岐方会圆寂的第二年。文政的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也有其弟子辈抬高其师的意图。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临济宗的禅风一向以峻烈的大机大用为其特色，自古有“临济将军”的说法，而文政以兼得百丈怀海之大机与黄蘗希运之大用来概括方会的禅法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不仅是杨岐派僧人如此说，出于黄龙门下的慧洪也说过：“杨岐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喜勘验衲子，有古尊宿之风。庆历以来，号称宗师。”[16]

杨岐方会禅学思想的根本是临济正宗“一切现成”。然而，禅宗史家一直称说其宗风与云门宗有些相似，慧洪就曾经说过，杨岐方会“提纲振领，大类云门”[17]，其说也颇有道理。在流传下来的方会和尚语录中，与云门语录相似的有不少例子。这其实并不奇怪，说明与北宋佛教的融合趋势一致，禅宗内部此时的门派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有吸收。这种融合也可以看作是杨岐方会禅学思想以及禅风的一个重要特色。

论及方会的禅风，有一条是必须加以强调的，那就是他对于禅宗丛林参禅规范的特别提倡与建设。早年，方会在慈明门下主动请缨担任监院，其管理才能以及严谨的作风得到验证。僧传说方会“自请领监院事，非慈明意，而众论杂然称善。”[18]尤其是，方会能够巧妙地谏示其师在禅寺中设置夜参的程序。慧洪记载说：

 

慈明饭罢必山行，禅者问道，多失所在。会窥其出未远，即搥鼓集众。明遽还，怒，数曰：“少丛林暮而升座，何从得此规绳？”会徐对曰：“汾州晚参，何为非规绳乎？”慈明无如之何。今丛林三八念诵罢犹参禅者，此其原也。[19]

 

而方会升座拈香的程序也堪称当时丛林的典范：

 

师于兴化寺开堂，府主龙图度疏与师。师才接得，乃提起云：“大众，府主龙图驾部诸官尽为尔诸人说第一义谛了也。诸人还知么？若知，家国安宁，事同一家。若不知，曲劳僧正度与表白宣读，且要天下人知。”表白宣疏了，乃云：“今之日，贤侯雾拥，海众临筵。最上上乘，请师敷演。”师云：“若是最上上乘，千圣侧立，佛祖潜踪。何故如此？为诸人尽同古佛，还信得及么？若信得及，大家散去。若不散去，山僧谩尔诸人去也。”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知府龙图驾部诸官。伏愿，常居禄位。”复拈香云：“大众，还知落处么？若也不知，却为注破，奉酬石霜山慈明禅师法乳之恩。山僧不免熏天炙地去也。”便烧。净行大师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师云：“大众，早是落二落三了也。诸人何不负丈夫之气？若不然者，有疑，请问。”[20]

 

这是一场有官方信众参与的升座开示法会。方会分别以皇帝、官员以及自己的恩师为对象拈香祝愿。然后，正式开始其参学活动。与唐宋时期那些不拘形式的上堂做法相比较，杨岐方会显得较为正规。这与慈明禅师的做法显然是不同的，应属于方会禅师的创意。

关于杨岐方会的传法弟子，文政的序文、慧洪《禅林僧宝传》只记载“以临济正脉付守端”，而未记载其数量以及名号。而在方会禅师圆寂约五十年成书的《建中靖国续灯录》中记载了十人，名单如下：“袁州杨岐山方会禅师法嗣十人，六人见录：舒州海会守端禅师、金陵保宁仁勇禅师、岳州长庆显琼禅师、岳州君山守巽禅师、澧州钦山智因禅师、潭州石霜守孙禅师；漳州崇福善灯禅师、南岳*轮雅一禅师、泉州清果行铨禅师、泉州法石皓蟾禅师，已上四人未见机缘语句。”[21]而成书于其圆寂130年之后的《联灯会要》卷十五只记载了白云守端禅师、保宁仁勇禅师二位，成书于其圆寂150年之后的《嘉泰普灯录·目录》卷上则记载了白云守端禅师、保宁仁勇禅师、比部孙居士[22]，而《五灯会元》卷十九则记载了白云守端禅师、保宁仁勇禅师、比部孙居士、石霜守孙禅师四位，明代圆极居顶编的《续传灯录》卷第十三则列有杨岐方会禅师法嗣十二人的名号：“白云守端禅师、保宁仁勇禅师、、比部孙居士、石霜守孙禅师、东林郁山主，已上五人见录。君山守巽禅师、长庆显琼禅师、钦山智因禅师、*轮惟一禅师、崇福善灯禅师、法石行诠禅师、法石皓蟾禅师，已上七人无录。”[23]此书明确记载说，前五位有语录流传，后七人则无语录传世。白云守端则首先编订了《杨岐方会语录》一卷，并嘱托文政为语录撰写序文。

杨岐方会与黄龙慧南同为石霜楚圆的传法弟子，而在当时以黄龙慧南的声势稍微盛大一些。道融《丛林盛事》卷下载：“黄龙、杨岐二宗，皆出于石霜楚明。初，黄龙之道大振，子孙世之，皆般般不减马大师之数。自真净四传而传至涂毒，杨岐再世而得老演。演居海会，乃得南堂三佛以大其门户，故今天下多杨岐之派。”显然，道融认为，至五祖法演及其弟子辈，杨岐派方才超过了黄龙派。从事实层面看，确实如此。但道融的评论简单地将杨岐派替代黄龙派为临济正宗归结为法演以及法演门下三佛的贡献，而对于杨岐方会的贡献并未给与多大的肯定。确实应该承认，在法演之前，黄龙派的优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形在某些程度上掩蔽了杨岐方会禅学思想以及禅风的独特性以及由其奠定的杨岐派替代黄龙派的历史必然性。然而，透过这种掩蔽，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杨岐方会禅学思想以及禅风的独特风貌，那些认为“这位有‘古尊宿之风’的禅师，在禅学上没有什么建树”[24]的看法，并非公允的见解。撰写本文的初衷就在于彰显杨岐方会禅学思想以及禅风的独特性质，并由此力图使学术界更明确地注意到杨岐方会禅学、禅风在杨岐派独占临济正宗地位的历史事件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

 

(收录于李四龙主编《哲学宗教与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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