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略－－西晋佛教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着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强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

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县)。此外，在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有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强梁娄至，关中(今陕西省地方)有帛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竺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部。

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承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受。他后来在惠帝时(290—306)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护笔受；法护圆寂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寸余部。法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

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303)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考校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卷二部，其书都佚。

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西(今甘肃省地方)译有《菩萨逝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五福德经》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现存)。此外，有强梁娄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广州译《十二游经》一卷一部。又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四卷、《阿育王传》七卷等五部。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一卷、《善生子经》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现存)。又有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一部(现存)。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载《出三藏记集》卷七)评竺法护的《光赞》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是说《光赞》纯用直译，文辞粗糙。评无罗叉、竺叔兰的《放光》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同上卷八)评无罗叉说：“斲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说《放光》兼用节译和意译，删削过甚，意义必定有所遗漏。僧肇在《维摩经序》中(同上)评竺叔兰所译《异毗摩罗诘经》：“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总之，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

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着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叔兰刚译出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书不传。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由这些，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如何重视方等、般若的了。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 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盘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晋时代抄写的“供养经”，有些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