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15年，乙未，末法82年，北魏宣武帝十四年，慧思“于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生。

公元534年，甲寅，北魏孝静帝元善三年，20岁。

公元548年，慧思34岁，“在河南兖州界论义”。

公元551年，37岁，“决不欲向北”，“向淮南山中停住”。

20岁——38岁，“恒在河南习学大乘”。

公元553年，39岁，“渡淮南入山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淮南郢州刺史刘怀宝共游郢州山中，唤出讲摩诃衍义。”

公元554年，40岁，北齐天保五年，“年至四十是末法一百二十一年，在光州开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光州刺史，请讲摩诃衍般若波罗蜜经一遍。”

公元555年，41岁，“是末法一百二十二年，在光州境大苏山中，讲摩诃衍义一遍。”

公元556年，42岁，“是末法一百二十三年，在光州城西覌邑寺上，又讲摩诃衍义一遍。”

公元557年，43岁，“至年四十三，是末法一百二十四年，在南定州，刺史请讲摩诃衍义一遍。”

公元558年，44岁，戊寅年，北周太平二年。

“至年四十四，是末法一百二十五年。太岁戊寅，还大苏山光州境内，唱告诸方。我欲奉造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有一比丘名曰僧合而忽自来，作如是言：我能造金字般若。”“从正月十五日教化至十一月十一日，于光州光城都光城县齐光寺”，“奉造金字摩诃般若经一部，并造琉璃宝函盛之。”

公元567年，陈光大元年，53岁，率众赴南岳，自公元553年至此，在光山计14年。

公元584年，甲辰年，陈至德二年，慧思离开光州17年后，大苏山勒石为记(见照片)。曰：

住大苏山慧思开石

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开蓭腾之纯寿春曹芬社王涛宗室不溃申徐

据上述文献考析，慧思生于北魏宣武帝十四年，公元515年，其时在末法82年。据此推算，末法起自公元434年，释迦圆寂当在纪元前1067年。因同本论题无关，故置之不论。慧思20岁至38岁在河南专究大乘佛法，39岁入住淮南山中，40岁开始在光州，即今光山境内讲授摩诃衍波罗蜜经。先后在光州开岳寺、观邑寺、齐光寺，以及大苏山弘扬佛法。44岁又在大苏山造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并立大誓愿文，“说是般若波罗蜜经。”慧思住光山长达14年，于公元567年(陈光大元年)，年逾知命，离光山南下湖湘南岳，推动了天台思想的向南发展，以及天台宗的形成。后人于17年后在大苏山勒石为记，为慧思的历史功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风雨剥蚀，石刻上的字迹模糊难辨，并受县志的误导，而将石刻上的缺字误以为“戌”。近王照权先生和他的同事，以高度的历史责任，不辞辛劳，对石刻认真清理，使1400多年前的历史遗迹一览无余。“甲戌”实为“甲辰”之误。而且下面的16字显然说明，此石刻为慧思南下后17年，由后人镌刻而成，是陈至德年间的作品，而非慧思自制，或与慧思同时人所刻。观此，慧思与光山大苏山的关系一目了然，大苏山是天台思想的发祥之地也就无需赘言了。

2009年11月8日

附：光山净居寺考 (麻天祥 王照权)

出光山县城西南三十余华里，有大小苏山。山中有古寺曰净居。该寺虽建于唐，却起于北齐天保年间，依山傍水，林木清秀，郁郁中透出一番圣洁之象。寺后，盘山而上，有北齐高僧慧思“住大苏山慧思开石”的摩崖石刻和东坡读书台。寺前，有千年银杏遮地亩余，唐柏五株傲然挺立。寺门高悬宋真宗题额“敕赐梵天寺”。寺内存碑刻数十，苏轼游净居寺碑尤其教人驻足流连。诗并叙记事抒情，追述慧思、智顗住山弘法以及唐宋该寺院沿革的历史与传说，为后人研究净居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然而，慧思与大苏山之关系虽在学术界已成公论，但对净居寺至今尚缺乏了解，而天台祖庭在浙江国清寺的传统说法，显然忽视了慧思、智顗于光山净居寺创立天台学说的发轫之功。考据史实及净居寺诸文物，可以证明，光州的大小苏山是天台宗的发祥之地，依山而建的净居寺应当是早于国清寺的天台祖庭。

如下八证：其一、天台传承法统，实出自智顗弟子灌顶。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章安大师作南岳、智者传记，当已渐有法统思想。天台宗推龙树为高祖，亦为其所宣传。”所着《摩珂止观》首先勾画了一个由慧文而慧思而智顗的传法系统图，“文师用心，一依释论，论是龙树所说”，“验知归命龙树是高祖也。”这里的论指龙树所着《大智度论》，于是假智者大师之语，推古印度南天竺僧人龙树为天台高祖。

众所周知，天台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自然创自中国而非印度。冯友兰先生论及天台，已经排除了龙树，而“以慧文为第一祖”。奉龙树为高祖不过是佛门攀龙附凤之习，不足为据。至于慧文，其事迹仅见于慧思传内，有“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乃往归依”寥寥数语，“与慧思之关系，传记亦所不载”。智顗传则强调：“思又从道于就师，就又受法于最师”。可见，慧思与慧文的关系并非一脉相承。加之，慧文又无着述名世。因此，奉慧文为二祖，亦不过想当然耳。然而，慧思事迹，史传载之甚详，其少诵法华，以法华义成诸法实相论，着述《法华安乐行》等近十种，十数卷，并以之教授智顗七载，为之说法华安乐行而证法华三昧。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慧思作为天台宗的创始人，或者准确地说，慧思是天台思想的奠基者，显然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续高僧传》记述：“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武津即今距光山不远的河南上蔡。其“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闾里”，因梦梵僧劝令出俗，乃出家为僧。“日唯一食，不受别供。周旋迎送，都皆拒绝。诵法华等经三十余卷，数年之间千遍。”继读《妙胜定经》，发心修寻禅观。虽言投慧文受法，但“未有所证”。而后便在原来的基础上“霍尔开悟法华三昧”，形成天台法华思想之雏形。于是，“名行达闻，四方钦德，学徒日盛”，以至于“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死里逃生，不得已于齐武平之初(武平起于570年，此处道安记述有误)率徒南下，欲至武当、南岳。行至光州(今光山县)，适逢梁孝元倾覆(553年)，“前路梗塞”，便于次年(554年，即北齐天保五年)结庵光州大苏山。“数年之间，归从如市”。当时，陈、齐边境，刀光剑影，民不聊生，“佛法云崩，五众离溃，其中英挺者皆轻其生，重其法”，不避险阻，往苏山归依慧思，即所谓“跨险而到者填聚山林”。慧思既“供以事资”，又“诲以理味”，造金字般若27卷及法华琉璃宝函，为僧俗宣讲法华、般若二经。直至陈光大年(567年)六月，才率僧众四十余，告别苏山，径趋南岳。慧思结庵大苏山前后十四年，包括《法华安乐行》、《立誓愿文》等阐释天台宗义的着述也多在此完成。法华思想无疑起于苏山之阳，而在当时天下不胫而走。大苏山作为天台宗发源之地，有上述史料可证，应当说是无可非议的。

其三、净居寺后，沿大苏山匍匐而上，不足百米处有巨石如劈，挺立崖上。崖前有平地约25平方米，可供游人驻足。壁上字迹依稀可辨，观之为“住大□□□思开石”、“甲□三月二十五日”。其间不可辨识者，自然是一千余年的风雨剥蚀，据县志考，实为“住大苏山慧思开石甲戍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字。甲戌乃北齐文宣帝天宝五年，即554年，恰是慧思结庵大苏山的那一年。史料与文物相互印证，光州大苏山与天台宗创始人慧思的人文地理关系，则不言而喻。

其四、作为中国化佛教之一系的天台宗，得智顗而与隋唐诸宗分庭抗礼，而智顗以其23到30岁的最佳年华，住光州大苏山，师从慧思学习法华经义，前后七年，得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之理，为其后陈隋之间天台宗的长足发展，创造了充备的条件。其事迹也见诸《续高僧传》和《国清百录》。

智顗，俗姓陈，河南颖川人。少年出家，先从湘州果愿寺法续以及真谛弟子慧旷律师学律，后潜大贤山诵法华及无量经义等。显然是不得名师指点，“二旬未淹三部究竟”，才转投苏山慧思门下“受业心观”。慧思有言曰：“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即示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乃于此山行法华三昧。”慧思强调：“非尔弗感，非我莫识此法华三昧前方便也”，而常令智顗代讲，“唯于三三昧三观智用以咨审，自余并任裁解”。慧思也常于座间听讲，故“闻者伙之”，法华经义已自苏山开始走向社会了。

慧思对智顗督责甚严，他告学徒云：“此吾之义儿，恨少定力耳”。僧传中有一段师徒授受一心三观圆顿义的记载，可见智顗天台思想形成的契机：

命学士江陵智顗代讲金经(指金字般若与法华二经)，至一心具万行处，有疑焉。思为释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言也┅┅即受法华三十七境界。

通观上述，智顗一心具万行的法华行法，即天台的实相论，实际上是在苏山慧思门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没有在大苏山的经历，就不可能有天台智者大师，或许只有智顗律师。智顗无疑是由大苏山走向全国的天台宗师。

其五、唐神龙二年(707年)，光州僧人道岸，于慧思结庵处修建净居寺，除弘扬佛法，为家乡增色的意图之外，显然还有追念前贤慧思、智顗，并为天台寻根的目的。

道岸，俗姓唐，祖上与智者大师同乡，世为大族。永嘉南渡，迁居光州。早年落发，“坚修律仪，深入禅慧”，身为律师，“时号为大和尚”。“孝和皇帝精贯百业，游艺玄枢，闻而异焉。谴使征召，前后数介”，“遍赐衣钵，特彰荣宠”。则天卒，中宗复位，“追福因心，先于长安造荐福寺”，“敕岸与工部尚书张锡同典其任。”继“还光州，度人置寺”。净居寺即建于此时。净居二字，当有隐喻义，亦为慧思住苏山而设，或许原庵名即净居。据传，寺前唐柏和同根三异树之银杏，也是由道岸与定易和尚所植。植物学鉴定，树龄均在千年以上，应当属唐代古树，至今千余年，仍生机盎然，也是古寺的历史佐证。

需要说明的是，净居寺虽建于慧思结庵后153年，但择址而立，确有承袭弘扬之意，故净居寺历史仍可溯源北齐天保年间，而居全国寺院建设前十五名，恰在浙江国清寺之前。

其六、净居寺虽毁于唐庚子年间，但宋乾兴(1022年)御赐重建，至今真宗赵恒题额“敕赐梵天寺”犹悬寺门。虽赐名梵天，但自宋及今，方内方外皆沿旧称。东坡虽为赵宋子民，也是称净居而不呼梵天者，大概与净居寺特殊的历史有关。

另外，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即赐重建前22年，有日僧寂照来华，曾以慧思着《大乘止观法门》一书赠遵式(此书着者尽管尚有争议)，亦可透见真宗在位时期，对天台，勿宁说对慧思于天台宗贡献的重视其七、寺内所存苏轼游净居寺诗、叙一碑刻，更是证明该寺为天台发轫之地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言获罪，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改知汝州。哲宗即位，召礼部侍郎还汴京。那已是1086年的事了。其间，苏氏往来于汴、黄、汝州之间，留下了浸渍着佛家思辨色彩，“溪声便是广长舌”的着名诗句。黄州、光州近在咫尺，尤其是山明水秀，古寺幽林，以及慧思、智顗天台二圣足迹留下的风采，不能不吸引这位与佛早已结下不解之缘的旷达诗人。他不仅多次游净居寺，而且筑室大苏山(今有东坡读书台)，与寺僧朝夕相处，探讨佛理。相传光山农村所用的秧马，就是苏轼自湖北引进的。苏轼撰有一联，写尽了大、小苏山以及净居寺秀媚而又出尘脱俗的风情：四壁峰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章。

峰山指大小苏山及周围的翠竹、宝瓶、香炉、钵盂诸峰。一树自然是那棵已有三百多年树龄的银杏。寥寥20字，又让人增添了无尽的遐想。当然真正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还是他的那首诗，特别是叙。全叙转录如下：

寺在光山南四十里，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寺僧为余言：“齐天保中，僧慧思过此，见父老，问其姓，曰苏氏。又得二山名，乃叹曰：吾师告我，与三苏则住。遂留结庵，而父老竟无有，盖山神也。”其后僧智顗见思于此山而得法焉。唐神龙中，道岸禅师始建寺于其地。广明庚子之乱，寺废于兵火，至乾兴中乃复，赐名梵天云。

叙中苏轼道出四层意思：1、北齐天保年间，慧思结庵苏山。印证史传，相互吻合。慧思精研法华，创天台思想于此，又是一证。2、智顗于此山从慧思得法，开天台宗之端绪，亦见诸历史资料。3、道岸(叙中称禅师，可能系泛称，与真正身份无关)建寺于神龙中，净居寺因天台二圣而名世。4、乾兴中重建并赐名梵天。

此四点与前述考证在在相合，进一步说明净居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特别是天台宗形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诗中有“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句。二圣无疑指慧思与智顗，实际上也是对净居寺作为天台发祥地的肯定。“二圣”之说与龙树以下诸祖的法统观念，显示学者与僧侣的思维判若云泥。这里无意中又表现了苏轼作为学者的学术性格。至于末句“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既表述了他把苏山净居寺视作心灵家园的深情眷恋，也倾吐了宦海浮沉，归宿未卜的怅惘彷徨。这与我们的主题就没有关系了。

其八、宋以下，虽然禅风席卷天下，然亦多有名人雅士追慕慧思、智顗以及东坡诗文而游赏并题诗净居者，净居寺与大苏山因之长载史册而绵延不绝。黄庭坚《新息渡淮》见于乾隆《光山县志》；杨杰有《净居寺》诗；明王相的《游净居》中“古塔曾沾唐雨露，残碑尚载宋文章”，说明当今毁而不存的紫云塔，确实在李唐时期已耸立苏山，苏轼诗、叙在那时已经简断碑残，却因天台二圣教后人追念不已。以后还有熊荣(明正德进士)、李逢阳(明正德二年举乡试，曾知山东东阿，后引退光山)、王家士(王相子，光山乡贤，滦川知州)、李养正(万历进士，任光山知县五年)、蔡毅中(万历进士，改庶吉士，国子祭酒，死后赠礼部尚书)、张基崇、清汪槐(雍正进士，光山知县)、蔡国杰(毅中孙，顺治初作孟将军幕府，后历任扬州、淮安府通判)、吴重光、纽奇、杨殿梓(乾隆进士，知县，主修清乾隆《光山县志》)、钱时雍、王楠、许钟璐等，或题咏净居寺风光、佛门义理，或步东坡原韵，抒情感怀，仅王雅楠(嘉庆进士，致仕归里，主讲涑水书院)为净居题诗就多达十余首，而使苏山净居寺长载史册。近代佛教改革派的领袖太虚法师与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曾在净居寺开堂说法。法堂门前高悬“讲经说法张居士，放戒登堂贾浪仙”的对联，也可作为动乱的民国时期，净居寺依然在佛教界占有重要的地位。

最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吕昉有《净居寺山晚眺》五言古诗一首，其中“谁谓天台秀，能夺兹岩美？侧闻坡公吟，有怀山中理。颉颃两文星，胜慨资游履。”既颂苏轼诗文，又为两文星天台创始之功而歌。其中，天台之秀，兹岩之美，又教人不禁想起距光山不足百里，与苏山一脉相连的天台山，是否为天台宗命名的依据？事实上，此天台非彼天台，座落在苏山南新县境内，山上有寺亦曰天台，包括民国在内的以前各代，多为光州辖区。慧思智顗师徒，既要创宗立派，以此山为名，也在情理之中。如此推想，有待进一步确证。

结论——以上八证及推想，足以说明：1、慧思是天台宗思想的奠基者，慧思结庵的光州大苏山是天台宗的发轫之所。

2、智顗于苏山从慧思修习法华实相论七年，成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天台宗义。天台宗形成于苏山之阳当是不争的事实。

3、与智顗同为颖川人的道岸，也都是慧思的河南乡人。天台宗出自河南人自是河南人的荣耀，故其建寺，追念天台二圣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寺虽在慧思结庵153年之后而建，但道岸实以慧思开石住山为根本，故净居寺史自可上溯至北齐天保年间。净居寺为天台祖庭则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