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外佛教文献》出版前语

《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出版在即，朋友们要我写几个字谈谈筹办经过与感想，真是酸甜苦辣，感慨系之。

一

我是由专攻印度佛教转入专攻佛教文献学的。所以当我进入佛教文献学这一领域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华民族真可谓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自觉的民族。“文明自觉”是我自造的一个词，意思是不但创造了文明，而且对自己创造的文明具有清醒的意识，并自觉采用各种手段使这一文明发展与延续。因为有这种文明自觉，所以历朝历代都孜孜努力于前代典籍的搜集、整理，作为当朝治乱，乃至供子孙后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借鉴。我们常说，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实际上这种历史感正是从“文明自觉”这一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统一的藏经，出现了历朝历代都要编修大藏经这种传统，这些现象在印度佛教史上并不存在，正是中华民族高度文明自觉的反映。

1984年起，我参与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工作。赓续古代大藏经的传统，《中华大藏经》分上、下两编。上编以《赵城金藏》为基础，汇集历代正藏；下编则为历代续藏与新编入藏。正藏与续藏都是古人编的，现有经本在。新编入藏则要求把散逸在正藏、续藏之外的诸种佛教典籍尽量汇拢收入。或为见闻不广所囿，或为收集困难所拘，或为宗派立场所缚，或为物质条件所限，历代都有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献没有能够入藏，处在自生自灭的境地，不少文献因此湮没无闻。这不能不说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近代以来，这批典籍已经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很多学者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得到卓越的成果。今天，在编辑新的大藏经时，努力发掘、收集与整理现存的各种藏外佛教文献，是不可忽视的大事。这些资料，包括近代以来从梵文、巴利语、藏文、蒙文等各种文字翻译的佛教典籍；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大量佛教典籍；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保存的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古代佛教典籍；正史、地方史志、丛书、类书、个人文集中保存的佛教资料；与佛教有关的金石资料；近现代的佛教着作与资料。一般来说，典籍整理工作，越早进行，收集得也就越多；而越是推后进行，则文献的散佚、损失也就越大。

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佛教文献是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我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

现在尚流传于世界、且自成体系的佛教大藏经主要有三种：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殊尔、丹殊尔。梵文佛典虽仍有留存，且近年来不断有新的梵文佛典被发现，但大抵均为单部残页。虽然它的研究价值不能低估，但毕竟已不足成为完整的大藏。另外，中国还保存有完整的傣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出土不少残缺不全的西夏文大藏经，但上述佛藏基本是从前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转译的。因此，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殊尔、丹殊尔等三种佛藏在佛教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就上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而言，汉文大藏经所收经籍的数量最多，其经籍所涉及的时代跨度最大，地区涵盖面最广，所包容的佛教派别也最多。因此，巴利语及藏文佛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研究价值，汉文大藏经的价值显然更值得人们重视。

近代以来，西方的佛教学者大抵沿着巴利语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这么一条路线来展开佛教研究，从事汉文佛典研究的人相对来说较少，这种情况与汉文佛典本身的价值相比很不相称。所以形成这么一种局面，除了其它种种原因外，语言的障碍及对汉文大藏经及其价值不甚了解，大约也是重要因素。现在，有的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中外都有学者在呼吁并从事汉文佛典的英译工作。我深信，更多的人会越来越认识到汉文佛典的重要价值，从而对它展开深入的研究，而汉文大藏经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为人类文化的重建与发展作出它应有的贡献。(《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把目前还散佚在藏外的佛教文献尽量搜集、整理出来，并收归入藏，则汉文大藏经将对佛教的发展与研究、对人类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搜集、整理藏外佛教文献的困难，首先在搜集，其次是整理。这里以相对比较容易的敦煌遗书为例来谈谈。

第一步，要把敦煌遗书的家底摸清。也就是要搞清敦煌遗书中究竟哪些为未入藏佛典。由于存世的敦煌遗书缺乏可用的综合目录，已经编成的诸目录还有种种缺陷，不能直接使用，不少敦煌遗书断头缺尾，还没有鉴定定名，这就需要先对这五、六万号敦煌遗书逐一审核编目。而敦煌遗书分藏在世界各国，有的在私人手中，给编目造成极大的困难。经过多年努力，我已经用电脑编成三万多号敦煌遗书的草目，但距目标的完成，还有很大的距离。就目前世界敦煌学界的现状而言，大家都企盼着这一目录问世，然而由于种种困难，编目工作究竟何时可以完成，实在没有底。

第二步，是把拟整理典籍的所有经本会聚在一起。首先，由于目录还没有最后完成，就不能保证把所有的经本真正一网打尽。其次，已经确定的经本，有时因为收藏单位或收藏者密不示人而无法得到。再次，必须注意到有些敦煌遗书还存有其他传世本，如房山石经本、民间传本、日本古钞本等等，应想法设法，全部搜集齐全。如上种种障碍，实难尽述。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不过皇天毕竟不负苦心人。如第一辑中发表的《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有五个汉文本，一在英国，一在法国，一在日本，二在中国(分藏于北京图书馆与天津艺术博物馆)，由于诸方的厚爱，竟全部收齐。此外还得到粟特文本的汉译本及古代文献中的诸条引文。实为意外之喜。

第三步，确定底本、校本，进行录文、校勘、标点。敦煌文献原件均为古代抄本，照片多有模糊不清。鲁鱼亥豕之处，在所颇多；文意漏断之处，亦为常见。有的尚存校本，可以参用；有的只剩孤本，唯凭理校。至于敦煌遗书特有的辨字析词，自不待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理出一个较好的本子，以不负古贤今人之望，常常使人有如履薄冰之感。

第四步，印刷出版。这看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实大不然。学术着作出版难，已成为出版界的常识。加之佛教典籍必须用繁体字出版，而当今中国大陆繁体字出版物已经非常少见。此外出版物上种种排版错误，更是屡见不鲜，以致有“无错不成书”之叹。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把一本本高质量的书送到读者手中呢？

可以说，从1984年起，我的工作主要围绕上述中心进行。我只是一介书生，除了一支笔，几本书，别无长物。虽有不少学术前辈支持，但他们也一样无钱无权。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现欲以有涯之生而随困难无涯之佛典搜集整理工作，岂不殆哉！然而，总要有人来从事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入地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

一个“缘”字，真说尽天下事物发展之精华。

李家振先生从上海到北京，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时间不长，我们就认识了。初时虽然交往不多，但他知人善任、勇于办事、勇于负责的作风，一心为佛教文化事业办实事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事，正因为缺少李家振先生这样的人，所以办不成功。大概由于我曾经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整理过敦煌遗书，又主持着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目与整理工作，对敦煌遗书的鉴别、整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李家振先生找我商议合作整理大英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之佛教典籍的事。我当然责无旁贷。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出，为了让广大读者尽快看到与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也为了团结与动员更多的人共同把这件有意义的事办好，有必要创办一份刊物，专门发表经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献。李先生很赞同我的意见，但因时节因缘未熟，也只限于议论而已。

但李先生是有心人，他向香港志莲净苑的宏勋法师转达了这一设想，宏勋法师也十分赞同，并表示可以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这样，一份专门刊登藏外佛教文献的刊物，由纸上谈兵，变得可以实际启动了。

于是，我与几位有心于此事的同人组成编委会，开始了具体的筹备。起初，对于该出版物对于采用什么形式，大家有种种设想。如公开发行的杂志、内部发行的杂志、正式的连续出版物等等。正在这时，得知《南亚研究》由于经费的原因，正酝酿停刊。由于《南亚研究》的办刊宗旨也包括刊登佛教方面文章，稍做调整，用来刊登藏外佛教文献，可说是顺理成章。再说，以《南亚研究》的形式出版，可说是诸多方案中最为简捷方便的一种。于是，我们与有关领导商谈后签定协议，决定从1995年起，由我们以《南亚研究·佛教文献专辑》的形式接办原《南亚研究》。并向全国发出征订。这是1994年夏天的事。

1994年10月，我应邀到日本从事半年关于敦煌遗书之鉴伪与断代的研究，在日本期间，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外，还参与了多个研究班的活动。例如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的《高昌残影》研究班、京都禅文化研究所的《达摩六论》研究班、牧田谛亮先生主持的七寺经典研究班、入矢义高先生主持的《观世音经灵验记》研究班等。研究班是日本学者创造的一种集体研究方式，在原典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推广尤其广泛。其方法是确定整理或研究对象后，大家分头寻找各种底校本，然后按照约定，各自整理自己所承担的部分，定期聚会，共同讨论研究。这种方式，便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的确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好方法。参加这些研究班，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们中国的学者，基本上处于个体劳动状态。即使是合作项目，也是大家在一起共同讨论纲目、体例之后，分头去写，然后交给一个人汇总统稿，较少集体逐字逐句进行讨论与修订。我从日本写信回国，建议我们的编委会也采用研究班的形式来整理藏外佛教文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国内编委的赞同。

赵朴初先生、任继愈先生、周绍良先生、吴立民先生慨然答应担任本书顾问。

就这样，各种因缘条件逐渐会聚起来了。

三

规划设想容易，真正做起来难。世界上的事情，大抵如是。

对我们这些书生来说，文献的整理，应该说是本分事。只不过我们面对的是佛教典籍，且大多为古代写本，故底校本的搜集、确定，典籍的录文、校勘、标点等等，难度大大超出一般意义的古籍整理而已。所以，真正让人头疼而无措的，不在典籍整理本身，而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说明确点是经济问题。

比如前面提到，现在的书籍，误植漏校，在所多是。既然我们决心把高质量的《藏外佛教文献》送到读者手中，又缺少充裕的经费，那举凡录入、校对等全部工作，只能由编委会自己承担。好在现在个人电脑已经普及，虽说档次低一些，编委会同人几乎每人都有。但由于《藏外佛教文献》必须用繁体字印刷，而大陆通行的汉字处理系统多为简体字，可以处理繁体字的系统价格昂贵，非我等能够承受，并必须在高档次电脑上使用。所以，开始时我们只能采用台湾的一个繁体字系统。第一辑的稿件已经编校完毕，问题来了，我们用的这个系统只支持轻印刷，不能印刷出高质量的书籍。无奈，我们只好去再购买繁体字系统。由于经费关系，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一种。可是没有想到，不知什么原因，近二个月来，无论有关同志怎样惮心竭思，这个系统就是不肯正常工作。真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问题还没有解决。

又比如，前面提到，我们最初计划以《南亚研究·佛教文献专辑》的形式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最后流产。于是决定改为连续出版物，故更名为《藏外佛教文献》，并与某出版社商谈好合作方式。但最近又出现变故，出版社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支付一笔费用。当然，出版社作为企业，提出这一要求无可厚非。但我们实在没有这种经济力量。截止到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凡此种种，真所谓“功夫在学问外”。

虽然困难重重，但编委会的诸位同人，仍然以“虽九死而无怨”的精神，锲而不舍，孜孜努力。鼓舞大家的，一是为佛教文化、祖国文化作一点贡献的信念；再就是广大读者的支持。

我们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很多读者在信中充分肯定了我们工作的意义，称这一工作“为保护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佛教研究事业的发展祈祷促进作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认为《藏外佛教文献》必将成为“研修佛学之案头宝典”，希望我们能够“排除一切困境，走上光辉的里程”，要求我们“能多出一些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不少来信表示将成为《藏外佛教文献》的长期读者，要求继续订阅以下各辑。

一封封热情的信象火炭一样温暖着我们的心。面对这样读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以更加勇猛精进的态度，排除万难，把《藏外佛教文献》的事情办好，以高质量的出版物来回报读者的厚爱与各界人士的关心与支持呢？

做一点好事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先辈为了理想，越流沙、赴绝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现在虽然面临不少困难，但与先辈相比，又何足道哉。“万事开头难”，我相信，有如此热情的读者与各界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不负众望，开拓前进。

1995年11月13日于缘督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