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尊法师与汉藏教理院

于凌波

法尊法师(西元1902～1980年)

法尊法师，也是民国初年与能海法师同时入藏学法的僧侣之一。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自日本学东密回国的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设立“藏文学院”，武昌佛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多人由武汉北上，入院就读，法尊也是武昌首届毕业，而入藏文学院求学者。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大勇改藏文学院为藏留学法团，率领团员二十余人首途赴藏。途中大勇于十八年病殁，而法尊于二十年抵达拉萨。他是近代汉地僧侣赴西藏学法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翻译出了大量的西藏经典，是沟通汉藏文化的主要人物之一。

释法尊，俗家姓温，河北省深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出生。法尊幼年家庭贫困，断续读了三年私塾即辍学，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八岁时到保定府皮鞋店做学徒，以经常生病，致手艺无成，乃有厌世出家的思想。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春末，逃离皮鞋店，到五台山投入玉皇庙出家，依瑞普和尚(法名觉祥)落发，法名妙贵，字法尊。在庙中撞钟击楗，随众操作杂务，早晚学习念诵功课。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依太虚法师出家的大勇法师，途经五台山，玉泉庙寺众请大勇开示，大勇为众讲《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法尊初闻法义，心生欢喜，遂对听经发生兴趣。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春节期间，山中广济茅篷打佛七，法尊去参加，佛七后即留在广济茅篷参学，夏天复听大勇讲《阿弥陀经》，及听远参法师讲《梵网经》，对佛经中的名相有了初步的理解。到了下半年，闻得北京法源寺传戒，同时太虚法师也在北京广济寺讲经，法尊随着大勇到了北京。时太虚法师在武昌筹办佛学院，法尊在大勇的引见下，谒见了太虚法师，申述他欲入佛学院的愿望，蒙太虚法师面允。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后，随着诸戒子到南京宝华山入昌隆寺学习戒法。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冬初，武昌佛学院开学，法尊离开宝华山到武昌入学，在院两年，先后学习《俱舍颂》、因明学、佛教史、三论、《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密宗纲要》等经论，对于佛教的大、小、显、密有了一个轮廓的认识。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大勇由日本学“东密”回国，在佛学院传授文殊修法，法尊亦预会学习。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法尊自武昌佛学院毕业，时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函约武院毕业同学到北京学藏文。法尊与同学大刚、超一、严定、观空、法舫等联袂北上，到北京入藏文学院受学。

大勇创设藏文学院的目的，在于联络同道入藏学法。他曾请西藏哲蚌寺的多杰觉拔尊者到院为导师，为学僧讲解西藏佛教各派传承、学法、修持、成就过程等。大勇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把藏文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做入藏学法准备。并得到武汉地区护法居士汤铸新、胡子笏、但怒刚、刘亚休等经济上的支持(特别是曾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子笏居士支持最力)，乃于是年六月四日成行。学法团一行二十余人，由大勇任团长，除数位办事务的居士外，出家众有法尊、法舫、观空、严定、超一、朗禅、雪松、大刚、恒演、密悟、密慧、天然、圆住、会中、密吽、法芳、恒明、智三等二十四人。学法团由北京出发，经汉口、宣昌、重庆抵达嘉定，登峨嵋山住下来，打佛七兼以避暑。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末，学法团由四川嘉定启程赴西康雅安，这时团员加上驮夫，总数到了三十多个人。嘉定到雅安这条路上，土匪出没，安全堪虞。但团员们学法心切，不把匪患放在心上；也亏得土匪希望政府招安，对学法团不但不加骚扰，反加以保护企图立功，这样学法团平安到了雅安。在雅安休息数日，经十余日行程到打箭炉，途中有惊无险，到打箭炉暂住安却寺。时序已到寒冬，大勇法师临时请了一位土着藏文教师，为大家补习藏文。

那位教师藏语还可以，藏文并不高明，到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初春，法尊、朗禅两人不愿再浪费时间，要求大勇同赴跑马山去学经。大勇应允，与三人同到跑马山，依一位慈愿大师学藏文文法，及宗喀巴大师的《苾刍戒释》、《菩萨戒释》、《菩提道次第略论》。这一年的学习，使法尊对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他在〈入藏的经过〉一文中，说出了他学习的心得：

这一年所求的学非常满意，对于藏文方面也大有进境，对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因为见到《苾刍戒释》、《菩萨戒释》的组织和理论，是在内地所见不到的事。尤其是那部《菩提道次第略论》的组织和建立，更是我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我觉得发心求法的志愿，总算得到了一点小结果，那怕我就算死在西康，我也是不会生悔恨心和遗憾的了。

滞留打箭炉期间，法舫接到太虚大师的信，催促他回武昌佛学院。法舫以入藏因缘未具，就回武昌去了。是年十月，四川籍的能海法师，带着一位永光师也到了跑马山，同依慈愿大师学法。大勇集合学法团团员法尊、朗禅、观空、大刚、严定、超一等十五人，加上能海、永光共十七人，共议决定次春入藏，并于佛前共发大愿曰：

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碎骨粉身，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他乎？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大勇率领学法团人员入藏。这一次出发，有官兵护送，途中县长等官员，对团长大勇郊迎郊送，十分恭维，且争相皈依，大勇也感到十分威风。到了甘孜，住在商人家。因为大勇途中太铺张，西藏方面误认为是政府派遣的人员，来了一纸公文挡驾，不允入藏。并通知甘孜商人，不准带汉人入藏。

到了五月间，朗禅到木娘乡学经，法尊随大勇等移住札迦寺，亲近札迦大师，及依大师的弟子俄让巴、格陀诸古二师学经。法尊依俄让巴听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依格陀诸古学《因明初机入门》、《现观庄严论》、《辨不了义论》等多种经典，使他对西藏学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秋间，素负盛名的安东格西到了甘孜札迦寺，朝礼札迦大师，告知大师他受昌都寺之请弘法，请示行止。法尊在格陀诸古的介绍下谒见了安东格西。安东学识渊博，智慧如海，法尊的许多困难死结，皆由安东为他迎刃而解，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他以后依止安东格西的因缘。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戊辰年八月初四)，札迦大师示寂。五日之后──九月二十二日，大勇法师也在札迦寺逝世了。大勇俗名李锦章(西元一八九三～一九二九年)，四川巴县人，清光绪十九年生，民国初年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曾在军政界任职。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因听佛源法师讲经而皈依佛教。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到上海依太虚法师剃度出家，继而在金山寺受具戒。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东渡日本，在高野山学密，年余后返国，在上海、杭州、武汉弘传东密。继而在北京成立藏文学院，组团入藏。大勇以生活过于艰苦，而积劳致疾，逝世之时年仅三十七岁。

学法团僧侣死于途中者不止大勇一人，先大勇而死者二、三人，未久又有一位智三法师也逝世了。这时学法团的人分散各地，大勇、智三之死，全是法尊办的后事。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天，法尊与朗禅、常光、慧深一行四人，西行进入西藏，抵达昌都。朗禅、常光两人稍住数日即赴拉萨，而法尊和慧深，是以亲近安东格西为目的，便留在昌都，依安东受学，半年之间，受了四十余部大灌顶。十月随着安东格西到拉萨，继续依安东受学，先后曾学习《因明总义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五次第广论》等经典，直到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夏天离藏为止。

在昌都期间，法尊致书于支持学法团经费最力的胡子笏居士曰：

子笏居士惠鉴：鱼雁相隔，两载有奇矣...此二年之经过，今略而言之。客岁初春，送勇公灵骨返(打箭)...今春三月九日，尊与朗法师等买马起程，二十三日抵昌都，因春草未发，马乏中途，其中之苦，急笔难形矣。

昌都寺中有一格西(按即安东格西)学德兼优，映夺全藏，原籍青海，民国初时由青海来甘孜，依札迦大师遍学显密。次承师命赴果罗地界，建兴正法，凡六、七载，养成弘法将才多人。次受昌都寺之请，亦于寺中重振遗教???尊初来昌都之愿，实欲将此格西迎回中国，渐学渐译，渐次弘传，以免多年羁留藏地之苦，中华亦有早日弘法之望，敝院之果亦可速熟，勇公之志亦得早满，诸居士施助之苦衷，亦必不致空无果利矣。

更加虚公老师(按指太虚大师)欲办世界佛学院，其中藏文佛教一科，亦难洽人以维持耳。此志前已函启虚老法师，深蒙赞许。尊至昌都时，即将此意详白格西座前，格西亦深赞励...。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法尊接连收到太虚大师的信函，催促他速回重庆，主持新创设的“汉藏教理院”。他自感吃尽千辛万苦才到了西藏，所学无多就弃宝藏而不挖掘，实在可惜。但以太虚大师是他唯一无二的恩师，不回去有违大师的期望，不得已于是年冬初离开拉萨，搭上商帮骑马同行，取道印度返回重庆。

抵达印度，他认为若不朝礼圣迹，将会终身遗憾。他朝礼了佛陀成道处菩提道场，佛陀初转*轮处的鹿野苑，佛陀涅槃处的拘尸那城沙罗树林，再往尼泊尔朝礼佛陀诞生处的蓝毗尼园。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加尔加答，参观大诗人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继而买轮东渡，到仰光朝礼大金塔，并在慈航法师创立的“中国佛学会”讲经。到了初夏，乘轮船经槟榔屿、新加坡，六月抵达上海，随即转赴奉化雪窦寺，谒见太虚大师。问大师报告数年学法的经过，大师也对他说明汉院创立的过程及现状，要他及早赶到重庆。法尊在雪窦寺住了数日，辞别大师到南京访友，然后返回河北俗家探视。八月初经武汉抵达重庆。

汉院之成立，始缘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太虚大师应四川佛教会之请，入川弘法。与四川省主席刘湘见面，刘湘谈及欲选派汉僧入藏留学，以沟通汉藏文化。大师谓不如在四川设立学校，集合汉藏僧青年加以训练，做为促进汉、藏民族团结的桥梁。刘氏赞同此议，复得成都、重庆诸大居士何北衡、王旭东、王晓西等之协助，乃以重庆北碚缙云寺为院址，命名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二十一年春，太虚大师命弟子中四川籍的满智法师，赴重庆设置筹备处，负责汉院的筹备工作。满智于半年之间，把一座破落不堪的缙云寺，整理成一所教学的学府。太虚大师乃命满智为汉院教务主任，负责院务；以超一为事务主任，以岫庐、慧松等为教师。是年暑假招生，于八月二十日举行开学典礼，太虚大师亲临主持，以“澹宁明敏”四字为校训，并赋诗曰：

温泉辟幽径，斜上缙云山；

岩谷喧飞瀑，松杉展笑颜。

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

佛地无余障，人天自往还。

汉院初创，百废待举，满智主持院务年余，以辛劳过度，患了喀血病，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辞职养病。太虚大师因命遍能法师暂为维持，遍能处理事务不周到，教员传戒(即后来的巨赞法师)、熊东明(出身于南京支那内学院)，酝酿改汉院为支那内学院二院，幸院护何北衡居士不为所动，改组之谋未逞。是以大师催促法尊由西藏速回重庆，俾能到汉院主持院务。法尊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八月抵达汉院后，以代理院长的名义，代太虚大师挑下了重担。法尊接事后，先后得苇舫、尘空相助，汉院始安定下来。

法尊在汉院期间，他一直挂念着请安东格西到内地弘法，以便学习他前所未学到的教理。但要迎请密教大德，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以此他颇为蹰躇。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他会见了在成都弘法的阿旺堪布，阿旺邀法尊到啥冀簿员愠锟睢Ｋ擞谑悄晗奶斓搅顺啥迹⑼安冀舱驴Υ笫λ斓摹捶⒃肝摹担谓沧诳Π痛笫Φ摹对灯鹪蘼邸罚ㄗ鸬Ｈ斡镆耄锛艘槐视氚捕裎鞯穆贩选Ｇ锛荆ㄗ鸢押涸涸何窠桓涛裰魅挝撤ㄊΥ恚俣雀拔鞑亍?br/> 法尊二度入藏的主要目的，是迎请安东格西，但还另有他的理念，他在〈入藏的经过〉一文中说得很明白：

我想迎师的原因，便是我觉得一个人用尽一生精力去求学，也难得学好和学完善，尤其是想翻译经论，对于汉文和佛学必须先有相当根柢，学好藏文佛学之后，才能够正式翻译。不然，就是将藏文佛学，学到第一等第一名格西的程度，仍然是个藏文佛学的格西，遇见真正翻译的时候，仍不免默然向隅。那与翻译经论和世间书籍，何益之有呢？

法尊二次入藏，仍取道海路。他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底由重庆出发，先到南京领取护照，到上海面谒太虚大师报告经过，然后由上海买轮赴香港，转轮抵新加坡，再转赴仰光，休息周余，由仰光买轮赴印度，于是年十二月下旬抵加尔各答。购置入藏所需的用品行装后，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中旬，与一位叶增隆先生一同雇骡驮行装，两人随骡徒步入藏。

途中为避免英国人的刁难，凡至关隘，必先躲起来，半夜再悄然逃过。法尊自回到内地后，一年多很少走远路，又因新做的皮靴太紧，上路第二日便将脚后跟磨掉了两块皮，下午又挤磨掉了三个脚趾甲，痛彻心肺，他仍咬牙前进。晚间住在桑零曲喀的荒村中，腊月寒天，温度零下二十度，两足疼痛难以入眠。第二天仍然上路，走了七日，抵达大镇帕里克，住在汉人朋友马义才的商号中，休息数日，马义才为他和叶增隆雇了两匹骡子代步，继续上路。三天后是农历正月初一，两人在翻山的最高点卡炉过夜。又继续前行数日，于二月中旬(旧历正月初九)到达拉萨。

这时安东格西在拏墟绒波寺弘法。他找到格西的管家，管家交给了他两封安东格西的信，信中要他在拉萨请到所需的经书数驮，到帕克里会合同去昌都。他欢喜万分，精神一振，连身上的病痛都好了一半。继而就忙着请经书的事。不意数日之后，格西的管家面带悲戚的找到他，说专差赶来告知，格西于正月初二在拏墟圆寂了。法尊闻此噩耗，一阵热血上涌，几乎昏倒。他强忍悲痛，到各处佛殿供灯，并致电给法舫法师曰：

法舫兄惠鉴：尊于古历正月九日到拉萨，闻恩师去夏受拏墟施主请往弘法...呜呼！天不佑人，兹于十四日惊悉恩师已于正月初二日，弃舍一切苦恼众生而圆寂，闻信之下，几至昏倒...今日即当更整行装往拏墟拜谒恩师遗身也。噫！弟此次由南洋而印度而西藏，途中已大受创，足破脚肿，已成跛人，初尚仗心中喜乐以维持，今者苦痛生于身，忧恼攻于内，或亦不久于此世乎！此行大约一月半始能返藏，急上数言，余容后叙...法尊拜上，古正月十八。

发出电报后，他随着安东格西的管家弟子等同赴拏墟，途中遇上大风雪，雪厚尺余，沿途冰天雪地，加以一行人途中全是露天食宿，使法尊罹患了腿部转筋的毛病，同时又患了痢疾。拖着病体于二十二日抵达绒波寺，休养数日，三月六日为安东格西荼毗之期，众人推法尊主法，法尊乃以大威德护摩法焚化，事毕返回拉萨。

在拉萨他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讲《苾刍戒》、《德光论》、《具舍论.随眠品》等。同时另外拜访了几位大德，请入内地弘法。这些人有的是为事所阻，有些是不愿到内地，结果是一位也没有请到。八月间，又连奉太虚大师及汉藏教理院函电催促，他乃将请到的经书先包扎成驮。时因夏季河水未退，于十月下旬始依骡帮成行，十一月抵印度，将经书交转运公司转运，他个人先买轮东归。

法尊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西藏时，请回的有《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们的大批着作，在印度交由转运公司运回。他自己则经香港转广州，乘火车抵武汉，到武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即武昌佛学院旧址)，法舫法师接待他住下。住了半个月，为图书馆研究部学员讲俩一部《唯识二十颂》及《菩提道次第修法》，于十二月下旬溯江西上，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元旦期间抵达重庆，回到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院务在苇舫法师代理下一切安定，课程由严定法师等任教，也照常进行。法尊回院后稍为休息，即奉太虚大师命，以代院长名义接下院务，开始了他的教学与翻译工作。

是年七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九月太虚大师入川，上缙云山为汉院学生讲话，继而驻锡重庆长安寺佛学社。及至京沪被日寇窃占后，武汉成为军事重镇，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法舫解散了世佛苑的研究班，也到了重庆。太虚大师命他到汉院接任教务主任，为法尊分劳，法尊得有较多时间从事译经工作。

由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这段时间，是汉院教师阵容最坚强的阶级。除了最受学生敬仰的法尊、法舫外，他如印顺、雪松、福善、严定，及学监佛性等，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还有一位张仲如(纯一)教授，他本是基督教徒，后来皈依了佛教，写过一册《佛化基督教》，流通极广。他在日寇侵华时避难到了重庆，太虚大师请他到汉院任教，为学僧讲《墨子》。

教理院的学制，是太虚法师制定的。大师一向主张八宗并弘，所以院内课程没有宗派之分。同时亦重视学僧的修持，和一般寺庙一样，学僧早晚要上殿，早殿后要坐香。所授课程，有被西藏佛教称为两大车轨的中观与唯识，同时亦有具中国特色的天台学、华严学，及小乘俱舍学，《四分律戒本》，各宗宗史等，科目可说相当完备。而藏文一科更为必修的科目，目的自然是将来要负起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的重任。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七月，教理院举行第二届学僧毕业典礼。太虚大师上缙云山亲自主持典礼，并开办了一个为时三周的暑期训练班。为学生讲《我的佛教运动略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前者使学僧们认识了大师改革佛教的悲愿与理念；后者使学僧们对于整个佛法，有了概念性的认识。

抗战期间，汉院也出了一些杰出的学生，如正果、演培、妙钦、续明，白慧等，后来都是弘化一方的法将。演培于民国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由香港来台湾，除办学外，担任过台北善导寺、日月潭玄奘寺等大寺院的住持，后来弘化东南亚三十余年。妙钦后来在菲律宾弘化，续明在台湾主持福严佛学院，晚年弘化东南亚。白慧曾随法舫留学印度国际大学、蒲那大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一九五一年回到大陆。以上这些人，前三位已先后逝世了，白慧在大陆则生死不详。

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正果法师(西元一九一三～一九八七年)，他是四川自贡市人，十九岁出家，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考入汉藏教理院，在本科、研究部先后读了六年，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毕业，以成绩优异，留校任教。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寇侵华失败，无条件投降，外地来的教师先后复员东下，正果继任教务主任，成汉院后期，法尊最得力的助手。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示寂，法尊闻讯赶赴上海奔丧，院务交由正果代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冬，国民政府退迁台湾，解放军入川，法尊急于返回河北家乡探视，离开了他主持十五年余的汉藏教理院。一九五○春，法尊到北京，参加了菩提学会翻译组的工作。是年冬季，正果到北京与法尊见面，商议把汉藏教理院，交给解放军西南军区文教处，法尊同意，这一所成立后历时二十年的学府也于此结束。

一九五六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了中国佛学院，法尊出任副院长，兼授佛学课程。他的晚年生活，在〈法尊法师自述〉一文中说：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学院解后，我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一九七二年，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一九七三年后，患心脏病，养病至今。(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事实上，下放劳动期间，受了不少折磨，两脚砸伤致残，以后不良于行，他都没有写出来。就在这篇〈自述〉完成之后的一年有余，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世寿七十九岁，戒腊五十九夏。

法尊一生对于佛教的贡献，在于弘扬藏传佛教，沟通汉藏文化；而这些贡献的基本关键，在于他翻译了大量的西藏佛教经典，写出了不少有关西藏佛教的论文，为信仰、研究西藏佛教者提供了指标与方便。

法尊的译经事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的十二年间。这十二年，前九年还是修学阶段，并且两度入藏学法占去了十年以上，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到汉藏教理院后才开始译经。这一阶段主要的译作计有：

《菩萨戒品释》二册、《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密宗道第论》一册、《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

第二阶段，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的十余年间，也是他译作量最高的一段时间。这十余年他主持教理院，在重庆、成都两地讲经说法，但仍译出了：

《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苾刍学处》一册、《地道建立》一册、《入中论显密意疏》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缘起赞释》等。论着方面，主要的有《现代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等。

第三阶段，是一九五○年他入北京菩提学会译经组起，至一九八○年圆寂止。这三十余年间，只有在菩提学会时期，译出了《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俱舍论略释》、《入中论略释》等数种，一九五五年为《大百科全书》宗教部分撰写了若干条目。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译出了一部《格西曲札藏文字典》，极俱实用价值。

一九六六年起，持续十年之久的历史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译作事业是一片空白。直到圆寂之前的三年间，抱病译出三部有关因明的着作，为《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这是他一生最后的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