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应该与中国社会共同发展　

黄心川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适应和融合是从她传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佛教今天是我们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是一个不断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中国人的生活不断适应的过程。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入后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乃至民间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并得到了重要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拥有自己民族的特征。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力图融摄儒道的思想，使之适应中国人的社会伦理与文化心理。最早的吸收与融合可见于《四十二章经》，那里面就已渗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内容。在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自己的宗派和学说后，这种融摄表现得更为突出和自觉，甚至达到难解难分的程度。例如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合起来，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禅宗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的心性学说都融入自己的禅学中去，从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惠能的“能所俱泯”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国的佛教不仅追随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时不时地调整和改造自己以适应各个时期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需要，例如在东晋时期曾开展一场“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沙门慧远虽然坚持印度不敬王者的传统，但他举出的理由是：如果沙门成就了功德，也就“助王化于治道”。

　　大乘佛教一直宣传佛教的出世主义，但在中国各佛教派别中常常融世法于佛法，例如华严宗宣传“理事无碍”的调和原则。禅宗宣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等等。总之，我们可以说无论在印度或中国，佛教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与改革，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使印度佛教能够适应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伦理，文化心理的过程。

　　我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是中国历史空前的大变革，中国人民经过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缔造了人民的国家，在这一场政治革命中也涉及了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造等等诸多的问题，中国人民通过这场革命不仅重新认识了自己，而且也认识了世界，在西方资本主义、人道主义、进化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狂飙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开始觉醒过来，检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佛教当然是他们认真对待和重新认识的一个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对佛教资源的开发利用，推陈出新，表现在：康有为借其《大同书》把佛教思想中的平等、自由和非暴力等观念推向政治改革。谭嗣同以佛学作为其建构“仁学体系”的基石。梁启超认为，佛学讲兼善，讲智信，讲自力，讲平等，  “切入人事，征于实用”，对于振兴中国社会政治极有价值。蔡元培在他的《佛教护国论》中公开号召民众爱教护国等等。太虚于1913年提出了对佛教进行“三种革命”，即“教理革命”、 “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主张，把佛教的改革理论引向了实践。总之，佛教的改革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先声，佛教教义中的某些积极内容曾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们用来鼓吹他们革命的理论依据。他们在佛教改革中提出的某些“人间佛教”的内容，迄今还鼓舞着佛教徒努力探索佛教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接续与创新。

　　佛教在本世纪初就在讨论和试图回答种种问题，例如，佛教是迷信还是智信?佛法是否违背科学或与科学相贯通?民主之于佛教有无根据?佛教慈悲与和平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不少人还在谈论。我想中国的现阶段的佛教，除了关心上面的问题，还应该思考我们的文化建设中，如何发挥佛教的长处，如何解决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这里应该注意到世界佛教和东西方宗教文化与非宗教文化的交互影响。中国古代佛教文化在近代调适与更新，不仅是对中国古代佛教文化优秀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发展，也是走向传统化与现化代、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合理对接的需要。“人间佛教”是现代佛教的一种社会化运动，但佛陀之教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容与意义，这些都是今天的佛教应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