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与中国天台宗

陈坚

45年前的1964年4月7日，中国天台宗祖庭天台山国清寺的僧众举行法会，纪念日本天台宗慈觉大师圆仁圆寂一千一百周年，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高僧西川景文长老和大河内隆弘长老以及他们的夫人在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居士的陪下应邀出席。在法会上，赵朴初居士和西川景文长老分别代表两国佛教界随喜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们都对慈觉大师圆仁作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赵朴初居士说：

慈觉大师和传教大师、弘法大师一样，是日本入唐高僧中贡献最大的一位。他不仅继承传教大师的志愿，大弘天台教法，为日本天台宗开创了光辉百代的宏伟基业，而且，在他的许多经疏着述之外，还写下一邯有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亲身的见闻，介绍中国当时的社会风俗、官府制度、政策措施、经济情况和宗教问题，为我们留下一份极可宝贵的重要史料。慈觉大师是古代佛教、文化和友谊的一位伟大传播者，他的功绩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和友好关系史上永垂不朽。

慈觉大师入唐求法是经历了许多险阻限难的。由于种种违缘，他始终没有能够来到他一心向往的天台山，便是一个例证。可是，慈觉大师虽然没有来过天台山，而他回到日本之后，却大兴比睿智山道扬，等于在日本创建起一座天台山，从而使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和中国天台宗总本山永远系上一条不可隔断的纽带。今天，当他逝世一千一百周年之后，我们中日两国佛教子孙能够共聚一堂，一道称念他的名号，追思他的功德，这件事证明慈觉大师在两国佛教徒和人民中间所播下的友谊种子，如金刚之不坏，历万古而常新。又，西川景文长老说：

众所周知，  日本佛教大多出自天台比睿山。在漫长的岁月中，虽于纯杂交参，而作为日本佛教徒的先觉者，都把朝礼天台山作为自己一生愿望。这次我们到了像慈觉大师那样的大德始终未能到过的圣地——天台山，还能参加为纪念慈觉大师圆寂一千一百周年而举行的庄严隆重的法会，实具有不可思义的殊胜因缘。法会蛊赞慈觉大师的功德，赞扬他在日本创建起一座天台山，从而使中国天台山和日本天台山——比睿山永远系上一条佛德无穷的纽带，这正是万世得知已，感应道交，料必在灵山净土中的大师灵光也深为欣然。在法会上，赴朴初居士还代表中国天台宗祖庭天台山国清寺向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诞历寺赠送了由他本人亲自微楷精书的《妙法莲华经》  (此经是天台宗所尊奉的最高经典)，并请西川景文和大河内隆弘两位长老代为转致比睿山延历寺。

中国天台宗祖庭天台山国清寺举行慈觉大师圆仁圆寂一千一百周年纪念法会并向日本天台宗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赠送《妙法莲华经》，这标志着中日两国天台宗当代交往关系的建立，为日后直到今天为止中日两国天台宗的频繁交往开了个好头，在中日天台宗关系史乃至整个中日佛教关系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现在如果回过头来看这件事，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日两国天台宗之所以能在当代顺利地建立起交往关系，实在是以慈觉大师圆仁为因缘和纽带的，或者用西川景文长老的话来说，乃是得益于慈觉大师圆仁在天之灵的“感应道交”。

中国当代着名诗人臧克家曾有诗句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慈觉大师圆仁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在圆寂1100周年后依然还“活着”并法驾光临天台山，开启了中日两国天台宗在当代的联系和交往，功不可没，而对于圆仁本人来说，天台山国清寺举办这次法会等于是了了圆仁生前的一个遗愿，因为圆仁生前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未能如愿到达他一心向往的天台山，当然这不是他自己的错，而是事出有因，实属无奈。838年，圆仁随日本“遣唐使”来华，其初衷本是想前往天台山参拜祖庭，求道问学，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847年为躲避“会昌法难”不得不离开中国回日本为止，前后十年时间他也没能获得唐朝政府准许其前往天台山的旅行签证，尽管期间他也曾想尽一切办法去办理并颇有耐心地等待这张签证的到来以圆其朝圣天台山的梦想，然而，中国有句俗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圆仁虽然努力了，但却一直未能如愿得以前往他朝思暮想的位于中国南方的天台山，不得已只好委曲求全，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上寻找天台宗的法迹，并且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算在江苏北部、山东半岛和山西五台山接触到了天台宗的寺院和僧人，但是，当时中国天台宗的主流是在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南方浙江一带，北方只有零星的从南方来的天台宗僧人在活动，其中并没有什么学问特别渊博的杰出高僧，因而不成气候，难以满足圆仁学习天台宗的宏大愿望，比如他在五台山大华严寺向志远和尚请教比睿山延历寺僧人难以解决的有关天台宗教义的三十个问题，不料后者居然借故推托，不予解答，他这样做或许是想以此来巧妙地避免没有能力回答的尴尬。想必当时遭到当面拒绝的圆仁是非常伤心的。这里，我想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如后来没有发生唐武宗来头佛的“会昌法难”，那么凭圆仁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肯定还会继续留在中国，直到他获得唐朝政府允许其前往天台山朝圣的旅行签证并找到能帮他解答问题的中国天台宗僧人为止。

圆仁是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的弟子。据统计，自最澄创立日本天台宗以来，在整个唐代，包括最澄和圆仁在内，共有二十多位有名字可查的日本天台宗僧人来华求学，并且除圆仁一人外，其他的人都到过天台山，参拜过国清寺，甚至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从唐迄今，除圆仁一人外，想到天台山参拜的日本天台宗僧人中最倒霉的一位。但是，事情都有两面性，正如赵朴初居士所说的，圆仁“虽然没有来过天台山，而他回到日本之后，却大兴比睿山道场，等于在日本创建起一座天台山”，也就是说，圆仁无缘来到中国天台山反而激励他奋发图强，大力发展由最澄所开创的比睿山道场并使之成为日本的天台山即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百在此之前，比睿山也只是日本众多佛教道场中的普通一员而已，势力不大，并无什么特别的优势可言。日本佛教史研究专家村上专精博士在评价慈觉大师圆仁对于日本天台宗的贡献时说：  “传教大师的事业，可以说到慈觉大师时才得以完成，而比睿山的基础，至此才渐渐巩固。”可见，日本天台宗虽由传教大师最澄所创立，但其作为当时日本最有实力的佛教宗派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还是应该归功于圆仁。圆仁“完成了最澄师父的理想，使天台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南都、高野山”。自圆仁振兴比睿山后，正如西川景文长老所说的，  “日本佛教大多出自比睿山”，或多或少都与比睿山有些关系。鉴于圆仁对发展日本天台宗乃至整个日本佛教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日本朝廷赦封其为比睿山延历寺“座主”，后又授予其“慈觉大师”的谥号，这是日本僧人有“座主”和“大师”称号的开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同为最澄弟子并和圆仁一起人唐的圆载，虽然一踏上中国的国土便非常顺利地获得了前往天台山旅行签证并在唐呆了近四十年之久，但他对日本天台宗和日本佛教的发展可以说是碌碌无为，并且在唐期间还被中国僧人指责为道德堕落、行为不检而声名狼藉。圆载在877年返回日本时不幸于途中船破而亡。不过，如果圆载能平安回到日本，那么他本人以及他所带去的那么多佛教经书应该会对日本佛教有所贡献。

比睿山在圆仁的努力下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后，便与中国的天台山遥相呼应，在日后中日两国天台宗的交往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日两国天台宗的交往实际上就是天台山与比睿山的交往。不过，圆仁与中国天台宗的更为内在的关系还不是天台山与比睿山的关系，而是他将中国的天台宗与密教圆融起来合二为一，发展出所谓的“台密”。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天台宗与密教(也叫密宗)乃是两个不同的佛教宗派，但日本的天台宗却始终非常关注密教，喜欢将密教纳入自己的体系，并且不同祖师有不同的手法，比如最澄认为，具有不同教理的天台宗和密教分别适用于不同根机的人，两者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正因如此，所以，最澄在创立日本天台宗的时候，根据自己对弟子的考察，每年让有的人修习天台宗的“止观”法门，而让另一些人修习密教的“遮那”密宗的大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那么，圆仁创造“台密”的灵感又来自哪里呢?这还得从圆仁人唐求法说起。

圆仁人唐虽然没能如愿前往天台山，也没能求得他所想问的三十个问题的答案，但也并非一无所获。首先，他在五台山竹林寺接触到了天台宗传到北方后的一个变种即天台宗念佛法门，这是天台宗与当时在北方(尤其是五台山所在的山西一带)盛行的净土宗相结合的产物，它主张“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也就是以天台宗的教理来接纳净土的念佛法门，这种模式的天台宗——我们不妨称之为“台净”——直到今天都还在中国非常流行。学习过“台净”的圆仁回到日本后，一方面把五台山的天台宗念佛法门“传授给弟子，此为后来经睿山净土法门的重要源泉”，  “他的弟子源信、空也、法然等人传承了这一法门，直到现在”；另一方面又仿照天台宗念佛法门“教宗天台，行归净土”的“台净结合。模式，将天台宗与密教相结合，创造了可以称之为“教宗天台，行归密法。的“台密”。其次，在五台山期间，  “志远和尚还慷慨地将寺内所藏(尚未传人日本)天台典籍37卷赠送予圆仁”，并且圆仁“还抄写了日本尚缺的天台法门的有关曲籍”，其中就有唐代天台宗九祖湛然的着作，湛然所主张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圆融思想被他当作“台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在圆仁看来，天台宗和密教之间是“理同事异”的关系，两者没有优劣之分，彼此能够“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地圆融在一起，其中“理同”就是“不变”，“事异”就是“随缘”。

综上所述，圆仁生前虽然没有到过天台山，但他为日本天台宗的发展和中日两国天台宗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按赵朴初居士的说法，圆仁“和传教大师、弘法大师一样，是日本人唐高僧中贡献最大的一位”。最后，我想以赵朴初居士在慈觉大师圆仁圆寂一千一百周年纪念法会上所作的《调寄西江月  赠西川、大河内两长老》一诗来结束本文。诗是这样写的：

浮海轻身求法，

芒鞋不到天台。

琵琶湖上现楼台

添个天台天外。

应喜一声钟磬，

云仍两国相偕。

灵山昔日莫疑猜，

记取恩情代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