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目录学小史

陈士强

(一)

佛教目录，又称“佛经目录’、“众经目录’、“一切经目录”，指的是用来记载佛典的名称、卷帙、译撰者和有关事项的一类佛教典籍。内容包括：佛典的名目部卷：译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着录状况：繁略异同：存佚：伪妄：经旨大意；以及有关的表诏序记等。

佛教目录的种类很多。有单记一个人译经的译经录：有校录一个寺院收藏的佛经的寺藏录：有编录一个地区流传的佛经的区域经录；有专录一个朝代或绍绪先前的某一部佛经目录的断代录；有汇载历代译经和着述的通录：有连缀历代佛经翻译家小传而成的图纪…有作为诵持和抄写正本的入藏录：有叙列入藏录子目卷次的广品历章-，有摊比汉文与藏文佛典的对勘目录：有撮举佛经大意的解题目录·，有叙列求法所获经本的藏经目录：有作雕印大藏经之用的版本目录：有汇集某一佛教宗派典籍的教典目录：还有作为官私藏书目录一部份的释氏类书目等等。

佛教目录纲记众经，剖析源流，使佛典有据，治学有径，在佛教经典史上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

佛教目录产生于西晋。在此之前，佛家相传有过四部经录：一、《古录》一卷，似是秦时释利防等所赍来经目录：二、《旧录》一卷，“似是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三、《汉时佛经目录》一卷，“似是迦叶摩腾创译《四十二章经》，因即撰录’：四、《朱士行汉录》一卷，说是曹魏沙门朱士行所撰(以上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五)但是，征之史志，这些着作全无实据，均是南北朝时期的伪作。

西晋武帝时，通晓西域三十六国文字的竺法护，携带大量梵本佛经，从教煌来到长安。他先后翻译了一百五十四部佛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成为自佛经汉译以来，迄当时为止译经最多的一个人。大约在晋怀帝永嘉(307—312)末年，他编撰了《众经录目)一、卷(见《历代三宝纪》卷六，已佚)，用来记录自己翻译的经典，从而产生了由佛教学者撰作的第一部佛经目录。

竺法护的助手，优婆塞(即“居士”)聂道真，在竺法护死后独自译经，也编撰(众经录目》一卷(同上，已佚)，以记录竺法护和他自己的译本为主，兼记东汉支谶、西晋竺叔阑等的译籍。这样，在仅记个人译本的专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汇载不同年代各个译师的译经情况的通录。

东晋初年，成带世的豫章沙门支敏度，总校群经，合古今目录为一家，撰成了《经论都录》和《别录》各一卷(见《历代三宝纪》卷七和卷十五，已佚)。前者是自东汉以来各代译经的总目录，收有东汉支谶、安世高、西晋竺法护、支法度等人的译籍，并且续补了东晋的译籍，较为流行(见全局僧传》卷四)：后者或是这些译籍的分类目录，也许因编得不尽得法，不大为人所重视。

与支敏度撰录的同时或者稍后的一些时间里，北方十六国中曾出现了“似是赵时’所撰的《赵录》一卷(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五，已佚)。斯录最初也许是用来记录石赵统治地流行的佛典的，由于后人的增益，所以从现存经录对它的转注来看，所记实止于晋宋之际。

东晋中叶，常山扶柳沙门道安率弟子南下襄阳，在那里搜校群经，注释经文，制定僧尼规范，开展弘法活动。由于以往的经录往往只注意记录佛经的名称，不注意记录译经的时间、地点、译经者和新旧译，故时间一长，经典的来历和真伪就分辨不清了。于是，他总集名目，标列译人，铨品新旧，创制体例，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编撰了一部历史性的佛经目录类着作—《综理众经目录》一卷(见《出三藏记集》卷五等)。这部着作胪举每个译师的译本，而开“经论录’：编列失去译人姓名及翻译年代的译本(即“失译：，而开“失译经录二一般的失译经)，“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区域性的失译经)和“古异经录二出经年代较早的失译经)：鉴别疑伪，而开“疑经录’：收集汉地佛教撰述，而开“注经录及杂经志录’。它门类齐整，考订谨严，凡人录的经典无论残缺，均经作者一一过目。虽然原书已佚，但它的主要内容通过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而得以保存，对后世佛经目录的撰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此，后人公推道安为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实际奠基人和开创者。

东晋末年，南北方出现的佛经目录，基本上是由道安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集的。在《综理众经目录》撰成后五年，即太元四年(379)。符秦兵陷襄阳，道安被送往长安，留在北方。而他的弟子慧远率徒南行，徙居庐山。慧远有感于江东一带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于是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腧越沙雪，远求众经，旷岁方返(见《高僧传》卷六)。在隋代以前已佚的佛经目录中，有《庐山录》一卷(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五)，也许就是法净等带回的梵本佛经目录。慧远的弟子道流又创撰《众经录》四卷，下分《魏世经录目》、《吴世经录目》、《晋世杂录》、《河西经录目》四部，各一卷(见《大唐内典录》卷十)由于道流未就而卒，此书是由他的同学竺道祖完成的，故又称《竺道祖录》(已佚丫

在北方，道安的另一个弟子僧睿，在道安死后继续留在长安。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入关，他相助译经，深受赞赏。弘始(399-415)末年，他以记载符秦和姚秦二代的译经为主，兼及北凉等，编成了《二秦众经目录》一卷(见《历代三宝纪)卷八)。后佚。

南北朝时期，由于各种文本的佛经继踵而至，译事活跃，注述日多，写经与藏经之风盛行，佛教目录学十分发达，曾先后出现了十多种佛经目录。其中有：

“未详作者，似宋时述’的《众经别录兰一卷(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五)。全书分为十录。上卷三录，分别为：大乘经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下卷七录，分别为：小乘经录、篇目本阙(录)，大小乘不判录、疑经录、律录、数录、论录。共收佛典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六卷：刘宋末年，庄严寺沙门昙宗撰的《经目》(卷数不详，见全局僧传》卷七)信

南齐庄严寺沙门道慧撰的《宋齐录》一卷(同上)专录东晋末年至南齐初年的译经，而以刘宋一代为主，沙门王宗于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撰的《众经目录兰一卷(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二，通录齐代以前的各朝译本；湘宫寺沙门弘充于同时撰的《释弘充录》(原名不详二卷(见《历代三宝纪》卷十五，下同丫或录本寺的藏经。

梁代，有安乐寺沙门僧绍于天监十四年(515)奉敕编撰的《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它是专记华林佛殿收藏的佛经的，但分类则是根据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今存，下详)而来的：庄严寺宝唱在僧绍录的基础上，于天监十七年(518)奉敕撰的《梁世众经目录》四卷。卷一为大乘，下分：有译人多卷、无译人多卷、有译人一卷、无译人一卷四类。卷二为小乘，也依大乘分为四类。卷三下分：先异译经、禅经、戒律、疑经、注经、数论、义记七类。卷四下分：随事别名、随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咒五类。总计二十类，共收佛典一千四百三十三部三千七百四十一卷：僧佑的弟子正度，可能为记录建初寺经藏而撰的《释正度录》(原名不详二卷。

北魏，有沙门菩提流支为记录自己所译的经论而撰的《译众经论目录》一卷：洛阳清信士(即“居士”)李廓于永熙(532-534)年间奉敕撰的《魏世众经录目》一卷。它下分：大乘经目录、大乘论目录、大乘经子注目录、大乘未译经论目录、小乘经律目录、小乘论目录、有目未得注目录、非真经目录、非真论目录、全非经愚人妄称经目录十类，共收真伪经律论四百二十七部二千五十三卷。

北齐，昭玄统(又称“沙门统”)法上于武平(570—575)年间撰的《齐世众经目录》一卷。全书分为：杂藏录、修多罗(经)录、毗尼(律)录、阿吡昙(论)录、别录、众经钞录、集录、人作录八类，共收真伪经律论七百八十七部二千三百三十四卷，法上的同学道凭撰的《释道凭录》(原名不详)一卷。

此外，还有撰于始兴(今广东韶关)，但通录东汉至南齐译本的《始兴录》(又称《南录》)，以及《岑号录》、《王车骑录》《一乘寺藏众经目录》等。

隋初，曾出现了相州大慈寺沙门灵裕撰的《译经录》一卷，和“似是总合诸家，未详作者’的《众经都录》八卷。

上述佛经目录，在隋代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时就已亡佚。近人在教煌遗书中曾发现被费长房列入佚着之中的那部“未详作者，似宋时述’的《众经别录》的上卷的残片，由于它的撰作年代尚不能最后确定，故根据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现存的佛经目录以梁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为最早。

(三)

今存的汉传佛教目录学着作主要有二十五部三百二十九卷。上起梁代，下迄明代。包括两大类别：

甲、综集佛典名目部卷及有关事项的佛经目录。属于这一类的典籍共有二十部二百二十二卷。

其中，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十五卷，除记载各代的译典以外，还收有经序、僧传：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十五卷，除经目以外，还载有佛教大事年表：隋法经等《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等《众经目录》五卷、唐静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五卷、明佺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都是对佛典进行综合性分类的佛经目录，它们均无历史记载各个朝代译经状况的断代目录(简称“代录二。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十卷，门类较为齐备：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兰一十卷，考订详悉，类例明审，是历代佛经目录中编得最好的一部着作，而他的《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乃是《开录》的入藏录，唐玄逸《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兰二十卷(已残缺)则是《开元录》入藏经的子目卷次的详细目录：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四卷和智升《读古今译经图纪》一卷，是从为历代译经家画像配写的题记演化而来的，在佛经目录中别具一格：智升《续大唐内典录》一卷已失原貌：唐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主二卷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兰二十卷，在经目之外，还载有表状诏制：南唐恒安《大唐保大乙巳岁续贞元释教录》一卷的主体，是圆照《贞元录》的入藏录：北宋赵安仁等《大中祥符法宝录兰一十二卷(已残缺)和吕夷简等《景佑新修法宝录兰一十一卷(已残缺)，都是用来记载当时译经的断代录，而惟净等《天圣释教总录主二卷(已残缺)则是通记北宋以前入藏经和北宋以来新译的通录：元庆吉祥等《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是一部汉文佛典和藏文佛典的对勘目录。

乙、钩玄提要的解题目录。上一类着作着重记述佛典传译的历史、译撰者的事迹和佛典的门类等：而这一类的着作着重对已经分类成型的佛典进行解说，或者增收佛典，重新分类，然后予以解说，实际上它们是有内容介绍的佛经目录。属于这一类典籍共有五部一百零七卷。

其中，北宋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八卷，对见录的每一部典籍的每一卷内容都有介绍：王古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十卷，则偏重于经旨大意的撮述；明寂晓的《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四十一卷，时引经疏序跋以代解题，而《大明释教汇门标目》四卷乃是它的节略本：智旭的《阅藏知津》四十四卷，不仅解题详悉，而且分类别具特色，在佛教解题目录中，它的影向最大。

(四)

有关中国佛教经籍的名目部卷，除见录佛教目录学专着以外，还见录于以下几类典籍：

甲、日本和高丽(今朝鲜)编撰的佛经目录。

在日本方面，用来记录日僧入唐求法，所获显密教经律论、仪轨、章疏、传记、碑铭、诗文、杂述以及图像、道具等的经目，主要有：

最澄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将来越州录》各一卷；空海的《御请来目录》一卷；常晓的《常晓和尚请来目录》一卷：圆仁的《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各一卷：惠运的《惠运禅师将来教法目录》、《惠运律师书目录》各一卷：圆珍的《智证大师请来目录》一卷：宗教的《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一卷。

以上述“入唐八大家”所撰求法目录为基础而撰成的密教经典以及华严、天台、三论、法相、律等五宗章疏(兼收日本撰述)，有安然的《请阿阁黎真言密教部类总录》二卷、圆超的《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玄日的《天台宗章疏》、安远的《三论宗章疏》、平祚的《法相宗章疏》、藏俊的《注进法相宗章疏》、荣稳的《律宗章疏》各一卷。集上述各录之大成的，则有永超的《东域传灯目录》一卷。

在高丽方面，有入宋求法回国后，将散逸于藏外的高丽、宋、辽、日本的各种章疏义章，编成一书的义天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兰二卷。

以上各书均用汉文写成，今载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卷。其中保存了大量不见于中国佛教目录着录、或国内早已失传的译本和撰述，值得重视。

乙、历代官私刊刻的《大藏经》目录。

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到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中国第一部《大藏经》以来，迄近代为止，先后出现了二十多种官私刊刻的汉文《大藏经》版本，作为各自收录情况的记载，便是它们的目录。

这主要有：

南宋的《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此藏称为《思溪藏》、《资福藏》、《宋藏》)、《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等目录》(此藏称为《碛砂藏》)；

金代的《解州天宁寺大藏经目录》(此藏称为《赵城藏》、

《金藏》，是目前正在刊印中的《中华大藏经》的底本)：

元代的《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

(此藏称为《普宁藏》、《元藏》)：

明代的《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此藏称为《永乐南藏》、《明南藏》，是《洪武南藏》的重刻本，但在编次上略有变动)、《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此藏称为《永乐北藏》、

《明北藏》、《明藏》，目录采用南北藏对勘的方式编成，井附有明万历十二年编入的《续入藏经》的目录和南藏有、北藏缺的《续传灯录》等四书的目录)、《嘉兴楞严寺刻方册藏经目录》(又名《藏版经直画一目录》，此藏称为《嘉兴藏》、《径山藏》，下分《正藏》、《续藏》、《又续藏兰二部分，其中《正藏》部分全依《明北藏》刊刻)；

清代的《大清三藏圣教目录》(此藏称为《龙藏》、《乾隆版大藏经》、《清藏》)；

近代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总目》(此藏称为《频伽藏》，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略作删选刊刻)：

高丽的《大藏目录》(此藏称为全局丽藏》、《丽藏》)；

日本东京弘教书院的《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目录》(又名《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目录》，此藏称为《缩刷藏》、《弘教藏》)、京都藏经书院的《大日本校订藏经目录》(此藏为《卍正藏经》)和《大日本续藏经目录》(此藏称为《里续藏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总目录》(此藏称为《大正藏》)等。

上述各版《大藏经》目录，除《赵城藏》、《频伽藏》目录以外，其余的均见载于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一、二册。

丙、史志书目。

佛教典籍作为整个社会流通并为人所收藏的图书中的一个门类，除见录于由佛教学者专门编撰的佛经目录以外，还见录于自西晋秘书监苟勖撰《晋中经簿》首次收录佛经(见《广弘明集》卷三《古今书最》)以来的官私编撰的数十种图书目录。

其中，属于正史的，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

属于典志体史书的，有：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

属于官修书目的，有：北宋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清纪昀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属于私修书目的，有：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晁凓《宝文堂书目》、·陈第《世善堂书目》(收入清鲍以文《知不足斋丛书》)、高儒《百川书志》、徐恸《红雨楼家藏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烁《澹生堂藏书目录》、清钱曾《述古堂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王闻远《孝慈堂书目》等。

以上各书保存了许多未见于佛教史籍记载的佛教着述，其中，《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还备有内容提要，颇有参考价值。

近人编撰的佛教目录类着作，主要有：吕激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版)；洪业等的《佛藏子目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和《大藏经索引》，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等。

摘自《内明》第1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