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教法结集的历史

陈士强

公元前六世纪，是人烦思想史上一个辉煌的世纪。差不多在古代文明发祥地的各个国家，都涌现了一批守思敏捷，富有钊见的思想家，他们或聚徒讲学，或周游各地，随时准备给任问乐于聆教的人以政治、宗叙、哲学和道德上的教诲。在古希腊，泰勒斯创立了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色诺分尼训立了埃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创立了爱非斯学派；在中国，老子创立了道家学派，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孙武编纂了兵家的代表作《孙子兵法》，子产和邓析分别为以后形成的法家和名家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在印度则出现了佛教和其他一些学派。

公元前三五O年，三十五岁的迦毗罗街国王太子悉达多·乔答摩在经历了六年的修行之后，终于在菩提伽耶一棵毕钵树下大澈大悟，证得无上菩提(智慧)，从此，他从一名修行者而成就为佛。

释迦牟尼觉悟成道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特别是人生现象的思维方式，这便是观念形态的佛教；而当他在波罗奈斯城外的鹿野苑，初次向原先的随从阿若憍陈如等五人宣说自己证悟的“四谛”、“八正道”等内容，并使他们皈依而成为弟子时，便开始了佛教的传播，诞生了佛教的组织形式——僧伽，从而形成物化形态的佛教。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后，一直在恒河中下游一带从事传教活动。东到瞻波，西到拘睒弥，南到王舍城，北到迦毗罗街，到过留下了他游化的足迹。其中居留时间最长的是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的舍卫城。王台城外的竹林精舍、耆阁崛山，舍街城外的只园精舍、匪母讲堂，以及吠舍离城外的庵没罗园，拘睒弥城外的瞿师罗园等，都是释迦牟尼讲述佛法的重要场所。

释迦牟尼传教的方式是因机施设，不拘一格。他以听闻者易懂的俗语一即方言，偶尔也用规范化的书面语“雅语”即梵语一，温和平易的语调，融合各个领域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的睿智，偈颂、譬喻、敷演、议论、问答等形式，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宣说不同的内容。他既谈论佛教的义理、名相一名词术语一、修持和戒斋，也谈论世人关心的功德和善行，劝诱止恶扬善。他身体力行地倡导“众生平等”，上至国王、大臣、婆罗门，下至农夫、商人、手工业者、渔民、奴隶、妓女和盗贼，一律同等看待，慈悲施化，并且在僧团内部实行民主的羯牵制度。所有这些，促进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释迦牟尼前后行化达四十五年之久。公元前四八六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他在率领弟子们从吠舍离出发，向北游化的途中，示寂于北末罗国拘尸那迦城附近的娑罗林，终年八十岁。

由于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佛教尚没有成文的经典，佛陀的言教是通过听闻者的口口相传而得到流播的。为了使佛陀的一代教法能够长久地保存和流传下去，并以此来指导失去导师之后的僧团的活动，就在释迦牟尼减后不久，佛教僧团便开始了引人瞩目的编集佛典的工作。

最初的佛教经典是以“结集”的方式，即举行僧众大会(确切地说是比丘大会)，由一人背诵佛陀生前的教说，经集体审核后确定下来的方式产生的。其结果是形成了最初的经藏、律藏，以后又产生了论藏，从而构成了世代相沿的佛典体系的主要框架——三藏。佛教灾上公认的结集凡有四次，其中前两次是在僧团尚未发生根本分裂以前的原始佛教期举行的，后两次是在僧团发生根本分裂以后的部派佛教期举行的。第一次结集

第一次结集，又称“王舍城结集”，相传，是在释迦牟尼去世的当年雨季，在王舍城外毗婆罗山的七叶窟举行的。参加结集的是以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为首的五百比丘。

释迦牟尼人减的时候，身边只有阿难等少数弟子。时在外地的迦叶等人闻讯赶去，参加了遗体火化仪式。对于佛陀的逝世，绝大多数的佛弟子悲痛万分，但也有少数懈怠比丘感到快慰。他们说：佛陀在世时，经常说，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如今我等摆脱了约束，从此可以任意所为了。听到这种议论，迦叶十分生气，由此萌发了结集佛陀遗教，据教理僧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了众多佛弟子的赞同。于是商量在即将到来的夏安居期间，在七叶窟前举行结集大会。作为支持，摩揭陀国的阿阁世王特地在窟前营建了精舍，以供与会者居住，并提供了所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

这次结集是在迦叶的主持下，从六月下旬开始的，至九月下旬结束，历时三个月。会上，先由优波离诵出律藏，次由阿难诵出经藏一此据《摩诃只只律》卷三十二、《五分律》卷三十、《善见律毗婆沙》卷一。另有一些佛典，如《十诵律》卷六十、《四分律》卷五十四、《大智度论》卷二等认为，会上，还由阿难诵出了阿毗昙藏，即论藏一。在唱诵每一部经典时，诵持者必须逐一回答迦叶有关佛陀说法的地点、对象、缘由等方面的提问，然后诵出佛陀在那次说法时所说的内容，在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同之后，方为定本。原始佛经的开卷语“如是我闻”，意思是“我亲自听到佛这样说”，便是由此而来的。不过，由于古印度一直盛行以记诵口述的方式传授圣典，佛教也不例外。诵出的律本和经本并没有当即记录成文，成文的佛经相传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守有的，因此，当时形成的是经过核准的口语佛经，而不是文字佛经(或称书面佛经)。

另外，《大唐西域记》卷九等还提到，没有应邀参加五百人结集的人，在离七叶窟不远的地方，同时也举行了一次结集，称为“大众部结集”，以别于迦叶的“上座部结集”。说在第一次结集时就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是可能的，因为《五分律》、《四分律》等都提到有个名叫富兰那一又作“富娄那”)的长老从南方赶来，与迦叶讨论经与律，提出他亲自听到的一些律文也应受持。但说当时已明显地分裂为两大派，并同时举行了两次结集，这当是部派佛教兴起后的说法，殆非史实。

第二次结集

第二次结集，又称“吠舍离城结集”，相传是在佛灭后一百年(一说“一百一十年”于吠舍离城举行。参加结集的是以耶舍为首的七百北丘。

耶舍是中印度拘萨罗国的佛教长老。有一次，他乞食游方，来到跋耆国的首都吠舍离城。城北弥猴池边的树林中有一处有名的佛教胜地——重阁讲堂，佛陀生前曾居此传教布道。耶舍到达的那一天，正值寺院举行布萨活动，寺僧用铜钵盛水，放在堂宇前，唤请前来观览礼瞻的信众施以金钱，多少不论，以供寺院购买所需物品。耶舍认为，这是“非法求施”，有违戒律。因此，不仅劝说寺僧不要这样做，而且向俗人宣说非法求施的罪过，要他们不施钱。此事激起了当地跋耆族北丘的愤怒，他们责令耶舍悔过，并向信众公开认错，然而耶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被摈出僧团。

耶舍离开吠舍离以后，前注(或遣使前注)吠舍离以西的一些国家，如中印度的秣免罗国、韩若国、波理夜呾罗国、拘睒弥国、西印度的阿盘提国等，寻求各地僧团的支持。这些西方僧团的长老均赞同耶舍的观点，相约同赴吠舍离，裁决此事。与此同时，吠舍离的比丘也到东方一带活动，谋求支持。于是，以耶舍为代表的西方僧团和以跋耆北丘为代表的东方僧团，总计七百比丘，汇集于吠舍离，讨论包括乞钱在内的跋耆北丘施行的“十事”是否符合戒律的问题。这“十事”是：

(1)角盐净，即允许用角器贮藏食盐。

(2)二指净，即允许在中午日影偏西二指时仍可进食。

(3)他聚落净，即允许午饭后到别的聚落再进食。

(4)住处净，即允许同一住地的僧人参加不同地点的布萨。

(5)赞同净，即允许在有人缺席的情况下，议事并作出决定，然后再征求缺席的意见。

(6)所习净，即允许按僧团的先例行事。

(7)不搅摇净，即允许饮用未经搅拌去脂的牛乳。

(8)饮阁楼伽净，即允许饮用未发酵的椰子汁。

(9)无缘坐具净，即允许使用不缝贴边、大小不一的坐具。

(10)金银净，即允许接受施舍的金银。

由于参加集会的人数过多，双方各执已见，争论不休，讨论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经双方商定，各推派四位有威望的上座为代表，组成最高的仲裁委员会，在婆利迦园开会，对“十事”逐一加以审查。据上座部律典记载，经过辩论，东方僧团的代表被西方僧团的代表所说服，一致通过了关于“十事非法”，即违背戒律，应当禁止的决定，并将它们写进律文。相传，为统一认识，在对“十事”作出裁定之后，与会的北丘还重新会诵了经藏和律藏。这次结集历时八个月而告结束。

而据大众部律典所说，第二次结集所讨论的是“五净法”，即五种允许做的事情和行为，并且肯定可以乞求金银钱币。这未必是事实。

第三次结集

第三次结集，又称“华氏城结集”，相传是在佛灭后二百三十六年于华氏城(又称“波吒利弗城”、“波吒厘子城”、“巴连弗邑”、“香花宫城”等)举行。参加结集的是以目犍连子帝须为首的一千比丘。

据南传佛教说，第二次结集以隆，跋耆比丘因为对大会通过的将“十事”断为非法的决议不满，另外举行了一次结集。在这次结集中，他们更改了三藏的一些内容，以适应自己的观点，而且增入了一些新的经典。从此，统一的佛教僧团发生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系。

而据北传佛教说，僧团的分裂是佛灭后一百年左右的大天提出的“五事”引起的。这“五事”是：(1)阿罗汉仍不能摆脱情欲，会因梦中魔女的引诱而遗精。(2)阿罗汉仍会不知道自己已达到的果位。(3)阿罗汉对教理仍有疑惑不解之处。(4)阿罗汉的修行仍需他人指点。(5)阿罗汉仍有痛苦的感觉，通过发出“苦哉”之声来帮助实理解脱(见《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此后，大众部和上座部又发生枝末分裂，即内部因师承、见解、区域、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发生再分裂，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先后形成了十八个部派，略称“十八部”。其中属于大众部系统的有：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总计八部；属于上座部系统的有：说一切有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经量部，总计十部。若将根本上座部(又称“雪山部”、“分别说部”)和根本大众部计算在内的话，又称“二十部”(以上见《异部宗轮论》等)。

第三次结集便是在佛教发生根本分裂一百多年以后进行的。

有关华氏城结集的情况，出自南传佛教史书《岛史》、《大史》、《善见律毗婆沙》(古印度觉音撰的《律藏疏》的抄本)所传，而为北传佛教史书所阙载。据南傅佛教说，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下皈依佛教以后，在鸡园寺举行了七年的布萨，每天供养的僧人达数万人之多。大批外道为谋求六食，混迹其中，造成僧团内部人员的秽杂和无休上的纷争。为此，阿育王于即位的第十七年，从阿呼山请来了目犍连子帝须，着手对僧团进行清理。嗣后，由帝须主持，在僧众中选出的通达三藏的一千比丘参加，于华氏城举行了历时九个月的第三次结集。会上重新结集了三藏，并且由帝须编募了《论事》一书。这部用巴利文写成的论书记述了部派佛教内部的各种论争，以及帝须一派批驳的二百多种观点。由于帝须属于上座部分别说部中化地部，因此，这次结集也被认为是分别说部或化地部的结集。

第四次结集

对于第四次结集，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记载各不相同，很难作出统一的解释。南传佛教所说的第四次结集，指的是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于斯里兰卡玛仕勒的光明寺(又译“阿卢寺”、“灰寺”)举行的结集，参加结集的是以坤德帝沙长老为首的大寺派的五百北丘；而北傅佛教其实没有第四次结集的提法，因为它们没有南传佛教听说的第三次结集(即华氏城结集)，因此，它们把自己系统所传的佛灭后四百年于迦湿弥罗举行的结集称为第三次结集(《大唐西域记》卷三等记载了有关迦湿弥罗结集的情况，但没有明确它是第几次结集。而一些藏传佛教史书，如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等明确将迦湿弥罗结集称为“第三次结集”，并认为具体的结集地点是迦湿弥罗的恭巴寺或耳严林寺)。相传，参加结集的是以世友为首的上座部中的说一切有部的五百比丘。由于华氏城结集是有文献传今的确凿的历史事实，因此，近代佛教学者将时间上排在华氏城结集之后的光明寺结集和迦湿弥罗结集并称为第四次结集。

据南传佛教说，公元前一世纪末叶，斯里兰卡经历了一场大的动荡。刚即位的伐多咖摩尼王被反叛者推翻而逃亡外地，泰米尔人又从南印度侵入这个岛国，再加上连年的特大干旱，庄稼颗粒无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连同僧尼死于战乱和饥荒。许多人被迫冒险渡海去印度，以求生存。原有的寺庙大多荒废。据传，当时全岛能够背诵经藏中的《义释》(《经集》的注释)的只有一个比丘，而那个比丘又是一个淫乱放荡的人。历来靠口头传授、记忆保存的佛经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同时，在大动荡以前，斯里兰卡流传的是以大寺为中心的小乘上座部佛教，而在平息了历时十四年的战乱，伐多咖摩尼王重新执掌政权之后，他为了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自己流亡期间曾经给予过的帮助，特地为长老兴建了无畏山寺。无畏山寺逐渐成了与大寺相对立的兼习大乘和小乘的一派僧徒的活动中心。大寺派长老为了保存口口相传的三藏，避免被得到国王支持的无畏山寺派改窜，于是在偏远的玛仕勒光明寺举行了第四次结集。参加结集的五百比丘集体唱诵了律蔽、经藏和论藏，并将审核通过的全部三藏，第一次用巴利文刻写在棕榈叶(又称“贝叶”)上，装订成册(此为贝叶经)，从而实现了从口语佛经到书面佛经的历史性转折。

而据北传佛教说，佛灭后四百年，大月氏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统治了西北印度。迦腻巨迦王是继阿育王之隆出现的又一位有名的护法君主。他定都犍陀罗国的布路沙布逻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在那里营造了被称为“西域浮图(佛塔)，最为第一”的雀离浮图，并与佛教大德胁比丘、马鸣、众护、世友等结为密友。佛像的雕刻就是从他治世的时候开始的。迦腻色迦王在政务之暇，还阅读佛经，每天请一位高僧入宫说法。由于这些僧人分属不同的派系，所持的见解也不同，致使他产生了不少疑惑而不能释解。于是，他采纳胁比丘的意见，在全国选拔了五百北丘，让他们在世友的主持下，于迦湿弥罗举行结集，以统一经典和思想。会上，各造十万颂，疏释经律论三藏。着名的《大毗婆沙论》就是在这次结集中产生的。由于迦腻色迦王在诸多部派中独尊说一切有部，因此，他支持的这次结集，实际上也是说一切有部的结集。

其  他

除第四次结集以外，由泰国伐奈那亲王于173年撰着的《结集史》还提到了第五次至第九次结集，其中第五次至第七次结集仍在斯里兰卡举行，第八次和第九次结集在泰国举行。据考证，书中提到的第五次结集其实就是斯里兰卡光明寺举行的那次结集(即通常说的第四次结集)，至于此后的那几次结集，均未得到泰国以外的其他南传佛教国家的公认。

摘自《内明》第2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