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因缘略述

吕建福

佛教思想由“阿含”而“般若”，由“般若”而“中观”而“瑜伽”，教理愈趋愈密。瑜伽学之核心即为法相唯识之学，乃印度大乘佛学高度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大乘佛教理论化高度成熟的标志。法相唯识学在印度的成熟，约在佛灭后九百年顷，由无著菩萨针对当时佛教界计空计有之偏执，依据《解深密经》等教理，倡导外境非有、内识非无之唯识中道义，又造《摄大乘论》，并授其弟世亲，世亲为此论造释，晚年又着成《三十唯识颂》。后之十大论师各造论释，由是，一切法皆非外境、唯是识变、“万法唯心”之法相唯识之学蔚然大兴。

唯识学在印度传扬未久即传入中国。中国所传之唯识学萌芽于六朝时期，极盛于唐代。可考者凡有三系：一是后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译出《十地经论》、《破色心论》等有关法相唯识经论，并讲习阐释，形成“地论宗”，此为中国所传唯识学之萌芽时期。二是梁陈之际真谛三藏大弘《摄大乘论》形成的“摄论宗”，可为中国唯识学之增长时期。三是唐初玄奘法师的唯识学系，乃中国所传唯识学之宏传时期。【1】

玄奘法师之唯识学系，虽为中国所传唯识学之第三时期，究竟而言，并非前期真谛等所传法相唯识学之传承，而是直承印度。玄奘认为真谛等所译唯识经论有未尽善处，对其所弘学说也不无疑义，且因“佛性”问题的久远争论，促使他只身西行、去印度取经求法，历尽难险，诚乃为法孤征。玄奘法师于印度那烂陀寺依止戒贤论师受学瑜伽诸论，又从胜军得闻护法《三十论释》，尽得传授。归国后，应高足窥基之请，将西域十大论师之唯识释论糅合为一且折衷于护法，是为奘师所传最重要之唯识典籍《成唯识论》。窥基(慈恩大师)为作《成唯识论述记》、《枢要》等，发扬光大，开“慈恩宗”，即今日一般所言中国佛教八宗之“法相宗”。

玄奘所传法相唯识之学，至三传弟子智周以后渐趋衰落。唐会昌法难，唯识典籍大多散佚。隋唐至宋元，有关唯识义理，仅宋永明《宗镜录》、元初云峰《唯识开蒙》等稍有阐述。明末清初一度稍盛，也仅高原、智旭、王夫之等数人着书阐述唯识义理，但师承中断，作为一宗之唯识宗已不复存在，且因隋唐唯识古籍散佚殆尽，典籍不备，其所述唯识学理颇有失真，与唐代玄奘、窥基所传慈恩宗不尽相合。直至清末民初，沉寂已久的法相唯识学始见复兴之机缘，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遂重放光华。

法相唯识学在近代复兴的大因缘，出自思想文化界。清末民初之际，国门打开，西学东渐。面对面方文化之涌入，佛教界、学术界的杰出之士发现我国固有文化中之佛教唯识学，无论就其理论之系统与精密还是其精神之重理性和逻辑，都足以回应西方科学文化之挑战且合乎我国建立现代新文化的需要。因此，唯识学特别为思想文化界重视。而其复兴、弘传，也不同于传统教界寺僧师资相传之宗派复兴，而是与学术文化界密切相关，佛教居士及知识界人士在法相唯识学的复兴过程中，起着较僧尼更为重要的作用。

法相唯识学在近代复兴的具体因缘，则可溯自一八六六年于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于一八六五年在太平天国战火之后来到南京，当时社会上连一般信众最需要的常用佛典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也难获得。杨仁山与学佛同道十余人共议，“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群生。”遂于一八六六年创办金陵刻经处，寻觅佛典，精刻流通。杨仁山为寻觅佛典，苦心孤诣，一旦搜寻到散佚佛典，则极为高兴，“得一经如获头然【2】”。一八七八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结识了正在牛津大学学习梵文的日本着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结为道谊之交。尔后数十年中，两人常有书信往来，互相寻补佛教典籍，为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之重要事件。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的许多我国久佚的隋唐佛学典籍，即由南条文雄从日本寄来，南条文雄也从杨仁山处得到许多日本未见的佛典，日本《续藏经》之编印也得到杨仁山的大力支持，曾提供日本未见章疏及密典达三百余种供其选取收入。杨仁山通过南条文雄及其他友人从日本、朝鲜等地访得旧刻藏经零本三百多种，后陆续择要刻印流通。

金陵刻经处在清末民初时刻印流通的这些佛典，许多是我国自唐代会昌灭佛即已失传，宋明以来千余年间末行于世的重要典籍，如隋嘉祥法师所撰《中论疏》、《百论疏》，乃三论宗之重要典籍；唐窥基法师所撰《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大疏》等，乃慈恩宗的重要着作。三论、法相唯识之学，在国内外已成绝学，正由于这些典籍的刊印流通，重行于世，引起学者研求之兴趣，遂重启义学之风。这些典籍的印行，对三论、法相唯识等宗教义复明、研讨有路，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欧阳竟无居士在为其师撰之《传》中写道：

“明未诸老，仗《宗镜录》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即杨仁山)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圭臬不遗，奘、基之研讨有路”【3】

后来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设法相大学，大弘唯识法相之学，并出版流通大量法相唯识典籍及章疏，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的复兴，其初始因缘正来自杨仁山居士。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精印佛典，广为流通，并深研佛学，至晚年又创办“袛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大兴讲学之风，开近代高等佛教教育之先河，对近代佛教之重振贡献极大，因之被尊为“现代佛教复兴之父”。在佛学思想及修持上，杨仁山虽“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但并不局限于华严与净土，而是提倡各宗并弘，深得中国大乘佛教之精神。因此杨仁山之门下多才：谭嗣同善华严、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善密宗，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欧阳渐等则善法相唯识之学。杨仁山居士晚年尤其重视法相唯识之学，以为该学能救治佛门之积弊从而有振兴佛法之效。在《十宗略说》中，杨仁山认为法相唯识之学能矫正禅门空疏之病，“诚末法救弊之良药也。参禅习教之士苟研习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颟顸佛性、笼侗真如”。

在《与桂伯华书》中说：

“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颟顸笼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

由此可见杨仁山居士对法相唯识学的重视。杨仁山校勘《瑜伽师地论》前五十一卷未终，去世前嘱咐欧阳竟无居士承继其事。欧阳续刻《瑜伽师地论》后半部，阅七年而成，并撰成长叙，探幽发微，慈恩宗义于是复明，重辉于世。后又创办支那内学院，大弘法相唯识之学，极大推动了近代佛教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注释：

【1】参见“法相唯识学中国所传”，世光文，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二十四册，《唯识学的发展与传承》。

【2】张尔田，《杨仁山居士别传》，《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第二册。

【3】欧阳竟无，《杨仁山居士传》，《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