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教育的四个层面
 
    佛教人才的培养，直接关系到佛教事业的盛衰。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说：“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住持与弘扬，需要清净的僧伽。在印度的佛陀时代，佛陀以其自身崇高的摄受力与感召力，制定僧团的律仪，通过僧团的运作与戒律的奉行,对佛弟子进行培养与教育，这是佛陀对僧教育为我们所作的典范。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通过僧制的建设与清规的制定，以师徒关系为纽带，以僧团大众的熏修为基础，将僧团建设与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造就了无数的佛教人才。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时代与社会对佛教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如何适应时代而进行僧教育，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思考与关注的问题。

　　佛法强调两条原则––契理与契机，契理就是要继承，要求我们深入经藏，对古德们的学修进行系统地学习、研究与整理；契机就是发扬，就是把佛法的精神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今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方法与模式，即新型的佛教表现形式。我们也是基于契理契机两大原则对二十一世纪僧教育提出一些自己的构想，希望对新世纪佛教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格提升与人格完成

　　佛法是以出离世间、断惑证真为根本，培养清净、超凡脱俗的出家人是僧教育的目标，这就体现在僧格的提升与人格的完成。作为住持与弘扬正法的担当者，出家人从其自身宗教感情与佛法修证所体现出来的形象与气质，是佛法的体现与摄受众生无形的力量，这就是一位出家人应有的自信、自尊、自重。我们许多出家人由于自身素质的低下及种种社会原因，在内心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作为人天导师的信心，没有体会到作为一名出家人的尊严，尤其在政府官员及社会贤达面前更是阿谀奉承、低三下四，将自己从神圣的宗教家降格下来，这样更引起别人的鄙视。这样的心态与情形何以化世导俗？何以住持佛法、弘扬佛法？

　　所以，僧教育的重心应该是培养出家人自信、自尊、自重、超尘脱俗的僧格。无论是在丛林生活，还是在佛学院学习，僧团及佛学院都要每时每刻向后学者灌输作为一名出家人应有的自信心、自尊心，让后学者体会到佛法的尊严与出家的神圣。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尊重自己，怎么能要求别人尊重自己？尤其在培养初出家者方面，丛林教育与师徒教育则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培养一位出家人应有的法仪、律仪及佛法的基本认识，这也是每一位出家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很多师父收了徒弟后，便着急把徒弟送往佛学院，其实应该留在丛林或者师父身边，通过日常的行持与严格的监督树立初出家者的行仪与认识。同时，通过佛学院的学习与教育，培养学僧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每一位出家人具有住持佛法的信心与责任。通过佛教史的学习与佛教现状的了解，使学僧明白“佛教兴亡，僧人有责”，作为每一位出家人都有责任与义务使佛法发扬光大。所以，不但要求出家人能够放眼未来而确定远大的理想，而且又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是促进年轻一代自觉向上最大的动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住持佛法、弘扬佛法都不能离开社会大众，所以出家人应该在人格上进一步完成。通过待人接物、日常事务既能体现清净的僧格，又能体现高尚的人格。这样不但得到社会的尊重，还得到社会的认同与肯定，才能真正弘扬佛法。

二、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

　　佛教传到中国最早是以师徒制为道场的导向，后来慢慢演进，又形成丛林道场的集体生活，将大众的行、住、坐、卧等生活层面与修行层面摄受于僧团的风范中，代表佛教住世的形象。而学院教育其实是延续传统丛林的集体教育，经过学院式的课程安排，经过系统的学习与培养，成为僧教育的重要形式。

　　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有许多交叉的地方，所以近年来佛教界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口号，以丛林教育补充学院教育的不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二者的区别，尤其在丛林道风日下的今天，二者的差别更是明显。应该说，一座道风优良的丛林是最好的学校，一个能够安心见性的禅堂是最好的教室，一位三学增上的师父是最好的老师。丛林教育是师徒相授为基本，以丛林道风与大众的摄受力，其影响与教育是无形的、深远的，对于一名初出家者来说，对佛法信心的培养、威仪及日常行持的训练都是不可代替的。但是，明清以来，许多禅宗祖庭大都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服务等方面，已经失去了其教育的一方面。一些年轻人刚出家，便淹没在“叮叮当当”的佛事中，根本没有时间学习与修行，就谈不上什么培养与教育了。

　　学院教育本身是受西方学校教育的影响，重于知识的传授，而中国佛教的学院教育从建立发展到今天，一直命运多蹇，缺少正常健康的发展机会。但是，学院教育的优点非常明显，多元化的知识训练，系统的学习，视野与心胸比较开阔，对于改善知识结构与提高素质等方面有明显的成效。但是，学院教育本身注重知识的传授，同学的团体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摄受，学院式的开放生活对于一些自觉性较差的出家人来说缺乏摄受力，所以对于信仰的提升与修行的进步又会带来一些影响。

　　因此，如何解决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的矛盾，是我们新世纪发展佛教教育的重要课题。虽然佛教界提出“学院丛林化”的口号，但是本身的可操作性比较困难，因为学院教育本身时间很短，目的性很强，不可能将丛林生活全部引入学院生活。所以，对于每一位出家人来说，至少有三年以上的丛林寺院生活经历，接受丛林道风的熏陶，首先成为象模象样的出家人，然后再进佛学院学习。而现在许多佛学院招生时，都是要求出家一年以上，甚至许多是刚出家没有几天。佛学院保持基本的丛林生活如早晚课、过堂、诵戒等，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佛学院毕业后，毕业生回到丛林中，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丛林生活中，这样修学便能相得益彰。

　　在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发展中，其实加强丛林的道风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有条件的丛林完全可以建成具有专门特色的学院，如律学院、禅学院等，突出以实践行持为主，以理论学习为指导。律学院专门讲授戒律，弘扬佛教戒律的精神、开遮持犯，并且通过日常的持戒及作法，培养传戒、讲戒等戒律专门人才，对于扭转戒律不振、传戒不如法等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禅学院是以禅堂的禅修为主，通过讲授有关禅学理论，造就真正解行相应的禅修专门人材，这是对佛学院通才教育及现代教育的有力补充，而且能够为佛学院培养一些专门的人才，如讲授戒律、指导禅修的老师，也能为佛教界输送这样非常需要的人才。

三、禅修教育与理论教育

　　在学与修关系上，佛教界一贯强调“学修一体化”，但是到底什么是年轻学子的修行？有些认为早晚上殿、半月诵戒便是修行；有些认为佛学院的学习便是修行，因为闻思正法本身便是定慧的修行。由于理解上的差异，所以对于贯彻“学修一体化”造成很大的困扰。

　　从时代的需要、青年学子安身立命的要求及佛法修行本身的特点来说，我们认为对于后学者最重要的修行是“禅修”，并不是早晚功课、念佛等等。随着人类精神需求的进一步提升，对佛法的修行法门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中国佛教中，最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饥渴，安定人类的心灵，能纠正当前佛教在修行上的误区，应该是佛教的禅修。太虚大师曾经说过：“中国佛教特质在于禅”，禅修主要启发学者在心性上的体会，容易引起切身的感受，增强学人的信心，才能焕发出作为一名出家人应有的法喜与宁静。禅修对于修证法门缺位的现代佛教来说，是振兴佛教的核心与重点。对于化世导俗来说，提倡禅修具有时代的对治性与因缘性，禅修在西方的流行以及气功的盛行，充分说明现代人对禅修的迫切需要。

　　禅修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如何进行禅修的教育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自从汉魏时期小乘禅观开始传播，各种禅法在中国都得到广泛地流传，到了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两个较大的禅观系统––天台止观与禅宗。天台禅法体系完备，但是境界太高，教理繁杂，很难普遍展开；禅宗由于明清以来的没落，逐渐失去其应有的地位，除了少数几座禅宗寺院仍然坚持禅堂坐禅、打禅七，许多禅宗祖庭已经成为经忏道场、观光胜地。这样，对进行禅修教育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必须看到禅修传统在中国的流传，有许多禅宗大德值得我们去亲近，这对我们进行禅修教育带来一些方便。

　　进行禅修教育的首要手段便是成立禅学院，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培养与教育。禅学院是养成禅修专门人才的地方，所以它的课程设置应该较为简单，主要是有关禅修理论的学习，培养僧伽关于禅修的正知见，引导学生进行禅修实践，磨冶心性，开发智慧，培育解行并重的僧才。同时，禅修的学习与实践不仅为了自我的修行，应该将禅修法门推广到社会，所以在禅学院开一门心理学的课程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心理的分析，也有助于在禅修过程中能观察自己的心理状态；同时，也能在弘扬禅修时候，帮助信徒解决心理困惑，指导别人进行禅修。在大陆，其实建几座禅学院也是十分有基础的，如那些禅修风气非常好的寺院，只要将那些在禅堂整日坐禅的僧伽召集起来，进行禅修理论的学习，就能达到禅修教育的一般目的。

　　另外，便是将禅修教育纳入佛学院系统，开设有关课程，如天台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六妙法门》、《四念处》，南传的《清净道论》是很重要的禅修指导典籍，禅宗的《六祖坛经》以及“参话头”、“默照禅”等修行理论，有系统地介绍给青年学僧。同时，请禅修大德向学僧介绍有关禅修的实践方法，有系统的、有次第地引导学僧进行禅修实践。佛学院应该每天安排一至两个小时让学僧进行禅修，有条件的话，每个学期打一次“禅七”。

　　禅修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禅修为佛法修行的主要途径，但是在众多的禅法中，应当如何进行系统地学习与实践呢？所以建立一套系统的中国佛教禅法是当前僧伽禅修教育的突破点。而此禅法的建立，绝不是凭空而构想，将历史上或其他系统的禅法不加选择地拼凑在一起，而是通过对每一种禅法的实践，从体验中对每种禅法的入手、定境、定体、心性、转进、归趣参照圣教量进行详细地说明，让后来者有径可寻。并且对每一种禅法的实践与说明，考察当今社会众生的根机，而相应地制定出一套或几套具有对治性的禅法，使现代人不至于面对众多禅法而无下手处。

四、学术研究与弘法教务

　　作为佛学院来说，我们最好能够培养出十全十美的当代高僧，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弘法教学；既能管理寺院、教务，又能如说而行。但是，作为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由于其天赋、爱好、基础、精力等各个方面的不同，势必很难成为全材。二十一世纪作为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对人们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所以社会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各方面专家，佛教也同样是如此。所以，随着社会与佛教的发展，佛教界必须提供一种宽松的环境，让各种人才都能自由的发展。在佛陀时代，佛陀的十大弟子各有他们的特殊点，不可能都象佛一样，或象谁一样，每位弟子各有自己的才华与兴趣，所以他们才能成为各自的“第一”。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佛教，佛教的多元化发展来自多元化的人才。

　　所以，佛教界的前辈大德应该引导具有一些特殊才能的人才在各自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尽量减免人才错位而造成不应有的浪费。如一位具有学术研究的出家人，我们应该提供给他安静的环境、丰富的藏书、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佛法的研究与探讨；一位具有弘法热情与才能的出家人，各地能够经常邀请他来进行弘法活动，如此等等。在佛教界现行的用人机制中，经常会出现“全才”的现象，如一位学识、道德都很好的出家人，领导们便以为他肯定能管好庙、搞好对外交流，其实不然，反而引起他既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也管不好庙的结局。所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是相互联系的环节，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虽然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内在因素与规律，但是作为佛学院，有责任与义务加以引导与培养，所以在课程设置必须花很大的功夫。初级佛学院所能提供的便是一种基础的训练与基本的认识，还谈不上一些专门教育。到了中级佛学院，就应该多多注意开设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务等方面的课程，如清规与丛林制度、佛教经济学、佛教史、佛教与现代社会、宗教政策等。四年制的高级佛学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则侧重于学术研究人才与弘法教学人才的培养，所以在前两年开设必修课程，后两年则多开一些选修课程，如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文献学、佛教哲学、佛教逻辑学、演讲与写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语、日语等。其实，真正一位学术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四年的学习远远不够，所以三年的研究生是必须的，在这三年中加强本身专业的训练，还要注意吸收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语言的学习与运用。

　　上面这些是我们对佛学院培养专门人才的一些设想，其实引起佛教界对专门人才的重视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弘法教学人才与学术研究人才，这是我们目前佛教界最缺而且急需的人才。对于弘法教学人才的缺乏，佛教界是心理明白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状态。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寺院，这么多的出家人，可是经常讲经、举行讲座的道场有几个呢？能够上台为大众说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呢？我们的寺院整天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接待等事务，很少举办讲经弘法法会，这样自然不利于弘法人才的培养。同时，佛教界由于自身的底气不足，对海外的法师有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偏好，大量复制一些海外法师的音带、录像带等，可是对国内法师的弘法资料熟视无睹，无形中对国内年轻法师的成长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扶持这些年轻法师的成长才是真正的弘法，是我们二十一世纪弘法事业发展的希望。

　　弘法是一种传统佛教现代阐释的过程，尤其体现佛法契理与契机的宗旨。契理就是要对传统的佛法加以正确的理解，契机就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机，所以要对社会与时代冷静地观察，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清凉剂。所以，弘法人才要对佛法有深刻的信解，还要能通晓一定的世间学问，只有融通世间与出世间才能达到弘法的效果。自古以来，佛教的高僧大德无不是佛、儒、道兼通的大家，对世间学问都有很深的理解与造诣，连世间学者都自叹不如。但是，由于近代社会教育学科分科的精细，再加上出家人本身所受的社会教育的不足，佛教界很难涌现出世间佛法与世间学问兼通的大家。但是，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着忽视世间学问的倾向。其实，对于出家人来说，拥有深厚的世间学问基础，对于理解佛法、弘扬佛法有着无比的重要作用。尤其在信息化的二十一世纪，如何用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机而阐释佛法，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环节，就是掌握相当的世间学问，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契理契机地弘扬佛法。

　　佛教界自从八十年代开始兴办佛学院以来，已经经历了二十年，但是在全国佛学院仍然存在着师资力量普遍缺乏的状态，这对我们佛教教育的发展构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建设教师队伍上应该花大力气，将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给予专业上的继续培养，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使他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同时，佛教界应该建立教师晋升制，社会学校有等级晋升制度，激励年轻的教师继续努力，而佛教界并没有在待遇、称号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尊重。如果一位在家老师在佛学院任教，他有可能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并且在待遇方面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而出家的法师则永远享受“法师”称号带给他的“殊荣”，一生为法师，其待遇则变化不大。这种情况会给出家法师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虽然出家人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也体现在这方面的不平等，这样怎么能留住法师从事教育事业呢？所以，建立教师晋升制以激励年轻法师从事教育事业，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的重要举措。

　　如果说佛教界对弘法教学人才是一种心里明白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那么对学术研究人才则有着双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觉得学术研究有其价值与重要性。所以，佛学院虽然有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目标，但是并没有开设必要的课程加以提倡与引导，于是造成了学术研究成为社会学者专利的局面，这样无形中抑制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佛教界目前学术研究薄弱的状态，必须厘清三个观点：第一，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的区别；第二，学术研究对佛教的价值；第三，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如果说佛教学术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论师时代，而中国义学的兴盛则说明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 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的地位及其重视程度。但是，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受到欧美风气的影响，采取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所以，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差异：第一，目标上的不同，学术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理论体系的分析、历史考证，以其本身作为目标；而佛法的“义解”则是通过阐释与探讨而作为修行实践的指导，所以“义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阶段，而最终是进行实践修证的。第二，在思惟方式上的不同，学术研究是将佛法作为一种对象进行客观化的处理，只能是一种“同情地理解”，而且佛法本身有其不共世间的胜义谛，如佛菩萨的存在、净土、神变等，无法用世间的方式研究其存在性及真实性；佛法的“义解”与佛法之间并无主客之分，“义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手段，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间与不共世间。

　　虽然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有其差异性，但是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只要能够恰当认识学术的价值及其有限性，学术就能发挥其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佛法有其尊严的地方，学术有其尊重的地方。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其次，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最后，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是社会的菁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销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宣达佛教的看法。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佛教界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有所意识，于是花很多钱将知名的教授、学者聚集在一起举行研讨会，或者培养一些研究生。但是，佛教界对本身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则看法不一。其实，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有其本身的优越性，出家人对佛教的教义及仪轨方面非常熟悉，在修持方面有所体会，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会比社会学者具有优先性。同时，由于出家人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无疑对佛教地位的提高与改善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出家人以其自身的信仰与学识，通过与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也能影响学术界对佛教的理解与看法。在全国这么多的出家人中，总会有一些对学术研究抱有兴趣，所以鼓励与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由于目前佛教界在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力量上的不足，所以许多年轻的出家人纷纷出国留学攻读学位，从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不少中国出家人的身影。另外，有极少数出家人进入国内大学继续接受大学教育，这也是僧教育的一种开放式途径。随着佛教的发展，将有更多的出家人涌向大学，但是佛教界目前并没有一种机制对这些人采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甚至还加以反对或排斥，这对改变人才流失的现象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出家人进大学读书，其动机与结果不一，或为导正社会而取得认同，争取社会的发言权；或以世间的学位为自己争取名利，以世俗法以有别于同道；或为还俗开辟一条道路，等等。但是，作为教育的一种方式，佛教界必须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因为这些人的成长毕竟会影响到佛教。

　　佛法提供给我们每一位佛弟子是一种清净的智慧。所以，对于僧教育我们应该有一种智慧的眼光，看清现实，改善提高。僧教育作为全佛教界的共同事业，就需要我们每一位佛弟子去关注，去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在佛教界具有非常影响力的高德大德，更应该具有非凡的视野与心胸，将佛教教育事业提高到核心的地位。这不是整天说“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是培养人才”，而是真正将我们整个佛教界的的重心转移到教育事业上来，少修一两尊大佛，少建一两个大庙，将真正的“大佛”塑造在每一位人的心中，将正法永驻人间。否则的话，“培养人才”可能永远是“第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