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师资记》游意

陈士强

《楞伽师资记》，又名《楞伽师资血脉记》，一卷。唐东都(洛阳)沙门净觉居太行山灵泉谷集。日本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残本为底本，1931年朝鲜金久经整理本为校补本，将它编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净觉，俗姓韦，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中宗时韦后之弟。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玄赜的门人[案：此据王维《大唐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塔铭》及净觉《楞伽师资记序》。佚名的《历代法宝记》则称净觉是“神秀禅师弟子”]。着述尚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敦煌写本)，据日本学者考证，《楞伽师资记》当撰于开元四年(716)。

《楞伽师资记》书首有净觉《序》(起首部分已阙)，说：

大唐中宗□□(缺“和皇”)帝景龙二年，敕召入京(指玄赜，其时神秀已卒)，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众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有余年。所呈心地，寻已决了。祖忍(弘忍)大师授记之安州有一个，即我大和上是也。乃刑(形)类凡僧，证同佛地，帝师国宝，宇内归依。净觉宿世有缘，亲蒙指授，始知方寸之内，具足真如，昔所未闻，今乃知耳(第1283页上)

《楞伽师资记》是早期禅宗的重要史书。由于它所记述的禅门“楞伽师”的最后二代，主要是禅宗北宗(神秀派)系统上的禅师，故也可视为是一部记述北宗师资传授史的著作。

禅宗，因主张修持禅定，遣荡一切执见，证心自觉，见性成佛而得名。这里所说的禅定，梵音为“禅那”，略称“禅”，意译为“静虑”，指静息散念，审虑佛理。它原是佛弟子必须修行的戒学、定学、慧学“三学”中的定学，也是大乘的主要教理“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中的一门，须和其他修行方法相配合，才能获得超凡入圣的效果。但禅宗视“禅”为殊胜法门，以它来统摄一切修行。

禅宗认为，释迦牟尼的教示有“教内”和“教外”两途。释迦牟尼逝世以后，五百弟子在王舍城集会，第一次将佛陀生平的教理结集为经律论“三藏”，以后又逐渐增广，这些通过经典载录的方式传下来的佛陀言语，便是“教内之法”，简称“教”。凡是以研习佛典上的文句和义理为途径以求解脱的人和派别，都属于“教”的系统；释迦牟尼在世时，常在灵山说法。一日，他拈花示众，众人皆茫然不知其意，唯独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表示领会。于是，佛陀宣布，已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这种通过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印证方式传下来的“佛心”，便是“教外之法”，又称“教外别传”，别称“禅”。只有禅宗属于这一系统，故禅宗又称“佛心宗”。

因此，虽然禅法早在东汉末年，就随着安息国沙门安世高译出的大小《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大道地经》

(又名《修行道地经》)、《五十校计经》等禅经传入中国。以后又有支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慧远、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摩蜜多、沮渠京声等加以弘扬传持者代有其人。但由于这些禅法都是由经典文字传下来的，从源流上来说属于“教内之法”，因而禅宗并不以此为先河。它认为，真正来华传“佛心”的禅法，自梁普通年间入华[案：《景德传灯录》卷三、《五灯会元》卷一等。《续高僧传》卷十六则说是刘宋末年]的南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摩”又作“磨”)而始。故禅宗在推溯摩诃迦叶至般若多罗为西天初祖至二十七祖的同时，确定菩提达摩为西天二十八祖兼东土初祖。

达摩来华以后，虽然以传佛心印为主，但他并不排斥经典，而是把经典上的教说，当作是开悟修行者禅机(“藉教悟宗”)的重要手段。他曾把四卷本的《楞伽经》传付给禅宗东土二祖惠可(又作“慧可”、“僧可”)，并对他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见《续高僧传》卷十六《僧可传》。)

这里谈到的《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由刘宗求那跋陀罗于元嘉二十年(443)译成四卷(分“一切佛语心品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以后又经北魏菩提留支和唐实叉难陀重译，分别成为《入楞伽经》十卷(始自“请佛品”，终于“总品”，凡十八品)和《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始自“罗婆那王劝请品”，终于“偈颂品”，凡十品)，内容较四卷本略有增加。《楞伽经》通过佛在楞伽山答大慧菩萨一百八问的方式，着重阐述了一切众生都含有如来清净心(又称“如来藏”)以及“自心现境界”的理论。这一理论与禅宗建立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要旨是契合的，故成了早期禅宗十分推重的一部经典。

二祖惠可又将《楞伽经》传付给三祖僧璨，僧璨传付给四祖道信。从道信开始，虽然依持的经典出现了转向的趋势，如道信在蕲州黄梅县开“东山法门”，要求门人“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见《楞伽师资记》第1290页中)，相传他曾劝道俗念此经以却兵(《历代三宝记》和《传灯录》卷三)，道信的传承者五祖弘忍，“常劝道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品”)，但道信“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本书第1286页下)，弘忍向学人开示《楞伽》义云，“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第1289页下)，可见他们对《楞伽经》同样十分重视。弘忍又将《楞伽经》传授给神秀、慧安(又称“老安”)、玄赜等。神秀等又传弟子，从而形成禅宗门下的“楞伽师”(即弘传《楞伽经》的一派学者)。

初，有净觉的老师玄赜，“以咸亨元年至双峰山，恭承教诲，敢奉驱驰，首尾五年，往返三觐。”(第1289页下)后住安州寿山寺，撰《楞伽人法志》以记禅门楞伽师的授受源流(已佚)。在此书的基础上，并参考《续高僧传》中有关菩提达摩、惠可的记载，净觉写成了这部《楞伽师资记》。

《楞伽师资记》共记述了八代楞伽师，起自刘宋，终于唐朝，凡十三人[案：此据作者在行文中作为每一代标识所列举的人物而言，如“第一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第二魏朝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等。作者在书末说：“得道获果有二十四人也。”由于书中实际提到的不只二十四人，故不详所指]。

第一代：刘宋的求那跋陀罗。中天竺国人。初学小乘后宗大乘。元嘉十二年(435)随船来到广州，以后于丹阳郡译出《楞伽经》。

第二代：北魏的菩提达摩。南天竺人。泛海吴越，游洛至邺。沙门惠可、道育奉事五年，方诲以“大乘入道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亦名《达摩论》也。此两本论文，文理圆净，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伪造《达摩论》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第1285页中)

第三代：北齐邺中沙门惠可。俗姓姬，武牢(今河南洛阳东)人。年四十[案：此据《续高僧传》、《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本书误作“年十四”]遇达摩游嵩洛，求为弟子。

第四代：隋朝舒州思(《历代法宝记》作“司”)空山僧璨(本书误作“粲”)，从惠可得法后，“隐思空山，萧然净(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璨)十二年，写器传灯。”(第1286页中)

第五代：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第1286页下)

第六代：唐朝蕲州双峰山幽居寺弘忍。“忍大师萧然净(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在人间有《禅法》一本，云是忍禅师说者，谬言也。”(第1289页中)

第七代：唐朝荆州玉泉寺神秀、安州寿山寺玄赜、洛州嵩山会善寺慧安。

第八代：唐朝洛阳嵩山的普寂、敬贤、长安兰山的义福、蓝田玉山的惠福。

《楞伽师资记》在记述八代楞伽师的过程中，两点引人注目。

其一，将求那跋陀罗列为禅门楞伽师之祖，而将一直作为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降为第二代，在禅宗系谱中开创了特殊的一例。对此，《历代法宝纪》的作者曾作过详细的辨驳，说翻译《楞伽》和求那跋陀罗、菩提留(亦作“流”)支、实叉难陀“尽是译经三藏，不是禅师，并传文字传法。达摩祖师宗徒禅法，不将一字教来，默传心印。”

其二，着重记述人物的禅学思想，而将他们的生平行历用寥寥数语带过。就生平事迹的细致性、完整性而言，书中的求那跋陀罗章不及《高僧传》卷三本传，菩提达摩、惠可章不及《续高僧传》卷十六本传，僧璨、道信章不及稍后的《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故《楞伽师资记》的笔法有点象后来的禅宗灯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