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日本学界中国禅宗研究热点述评

圣凯法师

　　内容提要  本文从1990年以后日本学界对中国禅宗的研究成果中，选择重要的
　　论文与著作，从禅宗文献、禅宗史、禅宗思想等三个方面加以述评，介绍目前日本对中
　　国禅宗研究的热点，并且分析其研究的特点，希望能够对中国学界的禅宗研究有借鉴
　　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  日本学界  禅宗研究  禅宗文献  禅宗历史  禅宗思想

　　一、刖目

　　日本学界对中国禅宗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良好的学风，忽滑谷快天、松本文三朗、宇井伯寿、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称呼皆省略敬称)等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国际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都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1990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禅宗的研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中生代的学者田中良昭、石井修道、永井政之、椎名宏雄、冲本克己等先生仍然笔耕不辍；而新生代的学者则层出不穷，如伊吹敦、小川隆等先生为禅宗研究则增添了新的力量。所以，为中国学界介绍近年来日本学界的禅宗研究动态变成很有意义与必要，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禅宗的研究热点。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中日两国在禅宗研究方面也呈现出多种层面的交流。作为中国学人，了解国外学界的动态，取他人之长，这无疑是拓宽研究视野和促进研究的最好手段。在禅宗研究方面，日本学界亦在不断总结中成长，石井修道(以下人名皆省略敬称)对唐宋时代的禅宗史、铃木哲雄对唐五代禅宗史、永井政之先生对元明时代的禅宗史、田中良昭对敦煌禅籍等研究状况及问题点分别进行论述，为我们了解1990年以前日本学界对禅宗研究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在中国，杨曾文先生曾经就日本对禅宗文献的研究方面，进行专门报道，而且在其大作《日本近现代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都有所叙述。姚卫群、魏常海、方广铝等先生都涉及到这方面的工作。

　　笔者曾经在2002年11月参加由广东省南华寺举办的“纪念曹溪南华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禅学研讨会”，发表论文《近十年来日本学界对中国禅宗的研究状况》。遵照《中国禅学》编委会之嘱，在前论文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研究论文与著作，从禅宗文献、禅宗史、禅宗思想等三个方面加以述评，介绍目前日本对中国禅宗研究的热点，并且分析其研究的特点，希望能够对中国学界的禅宗研究有借鉴与促进作用。

　　二、禅宗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热点

　　日本学界对禅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禅宗文献与语录，都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献中有大量禅宗典籍，日本不少学者对此作了调查研究和整理，推进了对中国禅宗历史和思想的研究。

　　在所有禅宗典籍中，《六祖坛经》无疑是最重要的。从1926年矢吹庆辉发现敦煌本《坛经》以来，铃木大拙、宇井伯寿、柳田圣山、松本文三郎等都对《坛经》进行过校订、研究、出版。20世纪90年代以后，《坛经》的研究随着不同版本的出现，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尤其是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坛经》北京残本“冈48号”和“有79号”，田中良昭便马上写文章介绍。伊吹敦、近藤章正两位又对《坛经》进行研究，伊吹敦认为敦煌原本《坛经》是在经过四次“增广”之后才发展成现存的敦煌本《坛经》的，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神会及其法系的极大影响。

　　对菩提达摩《二人四行论》，除了敦煌本以外，椎名宏雄又发现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天顺本《菩提达摩二人四行论》，并作了研究和校勘。此本具有敦煌本所缺的首题、尾题及其他残缺部分，是一个最完整的本子。同时，编者将本书分为序分、正说分、流通分三分，以正说分四十四门为中心；从天顺本末尾付刻“龙门佛眼禅坐禅偈”一篇可以看出，这是在教禅一致的思想背景下所编集的书。最后，椎名宏雄认为该书是敦煌本传存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古写本⑥。另外，中岛隆藏、伊吹敦、石井公成都对《二人四行论》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取得很好的成果。

　　另外，北宗的文献更是最近几年研究的热点，随着敦煌文献的进一步发现，北宗的研究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大乘无生方便门》(又称为《大乘五方便》、《北宗五方便》)的研究。土屋明智以“坐禅”为中心，认为从《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修心要论》到《大乘无生方便门》在“坐禅仪”、禅定的作用方面，已经向神会的思想转变和靠拢；《大乘无生方便门》与神会《坛语》在用语与表现上都很类似，神会的思想亦受到其影响。河合泰弘首先从《楞伽师资记》中道信、弘忍、神秀中的记载，指出“方便”为北宗说法教化的重要方法。其次，他一方面肯定神会受到《北宗五方便》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指出该书的思想基本是以神秀为中心，但在道信、弘忍“东山法门”已经出现，最后由普寂完成“五方便”，而且普寂后人又不限“五方便”而提出“方便多门”。同时，河合泰弘指出《北宗五方便》所传的本子有三个系统，而且经过多次改编。伊吹敦也对《大乘五方便》的诸本进行考察，并且从文献的变迁来说明北宗在思想上的展开。

　　另外，伊吹敦还对《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决》、《心王经》进行研究，指出《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是依《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彼岸法门要决》、《禅门经》序、《楞伽师资记》、《观心论》、《般若心经疏》、《修心要论》、《大乘无生方便门》、《诸经要抄》等而撰，指出该书成立于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同时受到摩诃衍禅师的影响⑤。

　　冲本克己利用北京图书馆敦煌文献，研究、校订了《禅策问答》、《七祖法宝记》、《法王经》，并且加以日本语的现代翻译。他依B．1254新出三篇禅籍《达摩禅师论》、《禅策问答》、《息诤论》，指出《禅策问答》出现的主要术语有“安心”、“凝心”、“绝思离想”、“觉观”、“戒行”、“有心无心”，其内容是从东山法门到北宗时代的纲要书形式。根据冲本克己的考证，《七祖法宝记》引用了《佛藏经》、《念诵经护法普通诸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三昧经》、《大般若经》、《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人佛境界经》、《楞伽经》、《思益经》、《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决定毗尼经》、《法句经》、《转女身经》、《药师经》、《大佛顶经》、《涅檠经》、《诸法无行经》、《华严经》、《璎珞经》、《禅门经》、《文殊行经》、《宝积经》，认为此书成立于《历代法宝记》之后，而《历代法宝记》是保唐寺无住(714—774)死后所成立的，这样推出该书成立于774年以后，于是，他以大谷大学藏敦煌本《诸经要抄》为底本，以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本《七祖法宝记》殷38号、新本1272号为参照进行校订。

　　关于《法王经》，冲本克己调查了敦煌出土汉文、西藏文以及西藏大藏经人藏本《正法王大乘经》，推测作者为北宗关连的人物，成立于664年至695年；同时，他指出《法王经》以一心一乘思想为基础，引用了《涅架经》、《胜鬘经》、《维摩经》、《大乘起信论》为典据。最后，他以S．2692为底本，以北京图书馆日30、淡36、咸26、新本1298为参照本，进行校订。

　　文献方面另外研究热点，便是各种语录的整理、研究。日本筑摩书房从1969年以来陆续出版《禅的语录》全20卷，对中国禅宗的代表性著作进行译注，各书包括新校订的原文、日本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和解说。解说部分实际是研究论文，对作者、原书的思想和意义等作详细论述。近十年来，这方面的工作继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以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具有代表性。《禅源诸诠集都序》有明代《嘉兴藏》本，此源于元代大德七年(1303)雪堂普仁的刊本(《大正藏》的底本)；另外，有明代朝鲜弘治六年(1493)(柳田圣山所编《禅学丛书》之二有载)，和万历四年(1576)刊本(镰田茂雄《禅的语录9——禅源诸诠集都序》底本)。后来，石井修道又发现大英图书馆所藏延文三年(1358)五山版《禅源诸诠集都序》，并依此本重新进行译注研究。首先，他们的研究表明，根据裴休《禅源诸诠集都序叙》和《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并序》，可以肯定“禅藏”即是《禅源诸诠集》；其次，推测《禅源诸诠集》的卷数为一百三十卷，其卷数可能为流动的、不定的；最后，有关宗密的传法系谱，他们讨论了胡适、冉云华、柳田圣山的观点，指出成都府净众寺神会和尚的传法系谱：弘忍——(资州)智诜——(资州)处寂——(成都)净众寺无相——(成都)净众寺神会——(成都)元和圣寿寺南印，而东京荷泽寺神会和尚传法系谱：弘忍——慧能——(东京)神会——磁州法如＼黄龙山唯忠。

　　由于二本传法系谱混合，“唯忠亦号南印”的“人身误认”，致使宗密成为东京荷泽神会的法系人物。他们对《禅源诸诠集都序》译注的办法，先进行版本对校，其次日语训读，最后现代语译和详细注释。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在注释中，对每个名词或句子指出文献出处，乃至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另外，以石川力山为代表的曹洞宗宗学研究所禅籍抄物研究会对《真州长芦了禅师劫外录抄》的研究则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们对驹泽大学图书馆所藏宽永刊本《真歇和尚劫外录》、面山校订本《真歇和尚劫外录》、岩泽文库所藏传万安抄《真州长芦了禅师劫外录抄》进行校注、研究。但是，他们没有见到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劫外录》的本子，这是非常遗憾的。同时，石川力山还对《庞居士诗》进行考察，探讨了目录所见《庞居士语录》的各种记载，受到宋代语录再编风气和“颂古”的影响，从而编集成《庞居士诗》。同时，考察了《宗镜录》所引用的庞居土诗偈，指出其诗偈中的净土思想。何燕生对《天童如净禅师续语录》进行考证，指出《如净续语录》是在江户时代日本曹洞宗宗统复古运动而伪撰的著作，伪撰者是卍山的后继者——面山。

　　日本学界对文献研究是全方位的，不但重视传世抄本、遗书，而且也重视藏经中的文献资料，椎名宏雄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他首先以宋元时代大藏经解说书中，指出《大中祥符法宝录》中对《景德传灯录》、《天圣释教总录》、《景佑新修法宝录》、《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大藏一览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大藏圣教法宝标目》中所著录的禅籍资料；其次，他对宋元金版各种禅籍逸书进行考察，对了解宋元金时代的禅宗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最后，以明代各种藏经的目录如《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嘉兴藏目录》为对象，列出各藏经中所收禅籍，对研究禅宗文献的演变及流传情况具有意义。

　　正如方广铝所说：“日本学者对西方学者而言，挟有汉语文及佛教素养的优势；对中国学者而言，又拥有掌握近现代科研方法与手段的优势；加之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再加上日本学者自己刻苦勤奋的努力，从而在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为世人所注目。”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禅宗文献的整理、校订、研究，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不仅努力去发现本国所收藏的有关文献，而且很注意中国、朝鲜等国的收藏情况；同时，利用版本学、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整理、校注、研究，从而对文献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三、禅宗史研究的热点

　　中国禅宗史的研究在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初期禅宗史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北宗的历史仍然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伊吹敦指出，法如派的思想纲要书是《修心要论》、《导凡趣圣心决》，其代表人物有法济、慧觉等，而且弘化于嵩山及洛阳地区，特别是以少林寺为中心而展开。

　　日本学界对中国禅宗史的研究热点在于五家七宗的发展上，如沩仰宗、云门宗、曹洞宗的研究。石井修道多年一直研究宋代禅宗，其大著《宋代禅宗史的研究》主要论述曹洞宗的创立及其禅法特色、宋代曹洞宗的发展情况，特别对以宏智正觉为代表的“默照禅”，对研究宋代禅宗史很有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沩仰宗历史的研究论文，对沩仰宗的创立、主要人物的生平及禅风如仰山慧寂、仰山西塔光穆、晋州霍山景通、杭州文喜、五冠山顺之、仰山南塔光涌、仰山东塔和尚、洪州观音常蠲、福州东禅慧茂、福州明月山道崇、处州遂昌、忠州月严山月光寺大通、邓州香严寺智闲、福州大安等进行考察，收录相关碑文、塔铭，对所引用的资料都译为日文，详细论述了沩仰宗从盛到衰的历史过程。永井政之对云门寺的历史变迁尤其对云门文偃与南汉朝的关系进行考察，并且涉及虚云和尚、佛源法师，同时对文偃的真身提出自己的推测。虽然其关注精神令人赞叹，但是没有亲自到云门寺考察清楚，毕竟是一种遗憾。

　　驹泽大学对宋元时代曹洞宗的研究则显得格外兴盛，佐藤秀孝在这方面的工作具有突出的成绩。他首先对南宋初期“默照禅”的提倡者宏智正觉的门下自得慧晖进行研究，根据《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五家正宗赞》、《续传灯录》、《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绍兴府志》(万历本)、《上虞县志》(万历本)、《四明山志》、《两浙名贤录》、《新续高僧传四集》，详细考察自得慧晖的生平、弘法活动以及其禅风特色。其次，他还对南宋末年的曹洞宗进行研究，分为慧照派、真歇派、宏智派三系，指出曹洞宗禅者以浙江、江苏、江西、福建为活动地域。

　　其次，佐藤秀孝接着研究元代的曹洞宗，分别以云外云岫、东明慧日与东陵永碘、无印大证的生平活动为中心，并且考察这些禅师对日本禅宗的影响以及东渡日本的因缘。他根据《山庵杂录》所收“云外和尚”、南石文诱撰《天童云外禅师传》、《续传灯录》卷三十五“明州天童岫禅师”、《增集续传灯录》卷二“四明天童云外云岫禅师”、《两浙名贤录》卷六十一“岫禅师’’考察云外云岫禅师的生平、参学、嗣法、明州禅刹的活动、人住天童山、日本禅僧参学等事迹以及其著作、现存墨迹。他根据《东明和尚塔铭》、《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日本洞上联灯录》等基本资料，考察东明慧日的生平传记；根据《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日本洞上联灯录》，考察东陵永碘的生平传记、去日本因缘。根据《无印证禅师寿塔铭》、《无印证禅师行状》、《续传灯录》、《增集续传灯录》、《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两浙名贤录》、《余干县志》、《四明山志》为资料，考察无印大证的生平事迹，简单概述了无印大证的门下——智门士惨、天章景云、志、贞、一等人，还有法系未明的曹洞宗禅者如东湫师倘、全潮目、南堂简等人的事迹。

　　最后，他还对日本人明僧无初德始进行研究，根据《补续高僧传》卷十五《日本德始传》、《续灯正统》卷十五《成都府大隋无初德始禅师》、《祖灯大统》卷八十四《成都大隋无初德始禅师》、《新续高僧传四集》卷十九《明燕京潭柘山龙泉寺沙门德始传》、《潭柘山岫云寺志》卷一《明无初禅师》，考察其人明的动机、情况、与天界寺季潭宗泐的机缘、在北京顺天府的参学与活动以及所撰淳拙文才的塔铭与笔迹等。

　　禅宗在中国社会的流传过程中，同时对民众信仰、道教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禅宗的社会层面。永井政之对《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神会录》、《历代三宝记》、《祖堂集》、《宋高僧传》、《传灯录》、《续灯录》、《联灯会要》、《普灯录》、《五灯会元》、《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等各种文献中有关弘忍的记载进行研究，考察弘忍的前身——栽松道者传说最初出现于《续灯录》，经过《普灯录》，最后完成于《五灯会元》；同时，将《金瓶梅》与《五祖黄梅宝卷》进行对照，推测《五祖黄梅宝卷》与青帮的动向具有关系。同时，他又研究禅林中降诞会、成道会、涅架会的成立与展开，以及禅宗葬身仪礼的成立与展开。

　　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日本学界对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时代，尤其是沩仰宗、曹洞宗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同时，禅宗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

　　四、禅宗思想研究的热点

　　文献的整理、历史的考察、思想的研究是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步骤，日本学界对中国禅宗思想的研究，相对前二者则略显薄弱，但是仍然有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

　　敦煌本《坛经》“无相戒”的思想仍然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小岛岱山认为“无相戒”的根本思想是《还源观》的思想，也就是五台山系华严的性起思想；而后来有关《金刚经》的宣扬是神会一系附加的。高堂晃寿专门对敦煌本《坛经》无相戒进行分析，指出“归依自三身佛”是无相戒仪的基本构造，《坛经》提倡“一切法尽是自性”的无相戒，明确打出了“自性自度”的立场，同时将三学的修行阶梯收敛成“戒”，希望成立“授戒即成佛”的“顿悟”概念。石井公成从禅宗以外的宗派探讨无相戒的思想及仪礼，提出无相戒是观身实相与大乘心戒的密切结合，同时从《七种礼法》与《文殊师利无相十礼》以及其他如来藏系经典中探讨三身本有的思想，最后提出《坛经》的无相戒是传授菩萨戒情形的记录。

　　冲本克己从禅宗灯史思想史的意义、《起信论》与禅宗、从安心到无心、我与无我、初期禅宗的戒律观方面对初期禅宗的理论形成进行探讨；同时，对如来禅的形成进行研究，揭示经典中的有关如来禅的记载、北宗的如来禅以及摩诃衍禅师的如来禅说。冲本克己指出，《祖堂集》引用了“本觉”1次、“如来藏”5次、“真如”15次；《景德传灯录》直接引用《起信论》6次，引用“本觉”4次、“始觉”7次、“如来藏”8次、“真如”60次。然后，他分析了菩提达摩、僧稠、昙迁、慧思、智额的如来藏思想，以及东山法门、北宗、《金刚三昧经》、《法句经》、《法王经》、《禅门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如来藏思想，神会、马祖与《起信论》的关系。其次，冲本克己基于禅宗成立期的“心”的理解，从安心到守心，从以观心为基础的离念到无心、无念，一直到“即心即佛”，可以看出禅宗思想史的发展。同时，从慧能与神会的“无相戒”、《授菩萨戒仪》、十六条戒、石头和尚的《草庵歌》、《禅门规式》、马祖教团的实践等方面，揭示了初期禅宗的戒律思想及其实践。

　　松本史朗对《金刚经解义》进行研究，提出《解义》的基本思想是“佛性内在论”、“性用论”、“传法论”，肯定《解义》为慧能的著作，否定为南阳慧忠的著作。在神会的著作，有不少地方与《解义》相对应。但是，神会基于《起信论》“觉”的立场提出“无念”、“一念”，从而来批判《解义》“前念妄心，后念觉心”，因为《解义》是基于《起信论》“不觉”“念念相续”的立场。最后，松本史朗得出这样的结论：《解义》为慧能的真撰，《坛经》依《解义》而写，及《起信论》为中国撰述。

　　斋藤智宽对唐、五代、宋初禅宗对当时佛教的热门话题——无情佛性、无情说法进行探讨了，他首先考察了《楞伽师资记》、《绝观论》初期禅宗文献以及《祖堂集》中的“无情成佛”与“无情说法”种种说法，然后专门探讨“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说明当时禅门对这个话题用心。

　　慧能以后，禅宗的发展是以“五家七宗”为中心，因此从禅宗思想方面来说，对“五家七宗”的思想研究则倍显重要。但是，永明延寿作为唐宋禅宗的过渡人物，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他“以心为宗，和会诸宗”的禅宗观以及戒律观方面成为研究的重点。

　　岩村康夫对杨岐方会进行研究，指出杨岐方会的思想及禅风。杨岐方会认为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觉者的梦中说梦，如“拍禅床一下”、“喝一喝”，现成“心是佛”，证得见闻觉知的真相；同时，杨岐方会继续应用临济义玄传来的“一喝”和汾阳善昭家传古则公案，并且加以“栗棘蓬”和“金刚圈”的创意，从而形成独自的家风，体现了本来性与现实性的矛盾。

　　新井胜龙对曹洞宗的五位思想，分别从整体与句释对《洞山五位颂》进行解释。同时，因为石井修道《道元禅成立史的研究》、《宋代禅宗史研究》从资料与思想两方面，否定偏正五位与兼带思想不是洞山良价的思想，也不是曹山本寂本寂所创唱，是云居道膺所确立的。新井胜龙分别从文献与思想方面进行检讨，对否定说的意见加以说明及疏理，最后给予反驳，认为兼带思想是洞山的真意，不过曹山从表面说、云居从本质说五位。

　　在禅宗思想研究领域，日本学术界的“批判佛教”思潮引起了全世界佛学界的震动，其代表人物便是松本史朗、挎谷宪昭，他们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论文与著作。不但，造成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震撼，也同时引起北美的佛学界，甚至大陆、台湾学者的兴趣和响应。他们提出“本觉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教，“如来藏思想”不是(真正的)佛教等充满争议性的主张，甚至于将这些属于汉语系佛教特征的佛教思想称之为“伪佛教”。因为这种“本土化”了的佛教是根植于一种与印度佛教的缘起观念完全不同的，以根源实在论为基本范式的基础主义或场所哲学观念上的。

　　松本史朗在《缘起与空——如来藏思想的批判》第一篇文章就是冠以《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中，他提出三点：1、“如来藏”思想是“基体”的一种形式；2、“基体”是释迦牟尼佛的批判对象，正确的佛教教义“缘起”不承认“基体”；3、当代日本佛教惟有拒斥“如来藏”思想的有效性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佛教。

　　在第二篇论文《论缘起》中，松本史朗批评了现代日本许多著名佛教学者，如宇井伯寿、和迁哲朗、平川彰、玉成康四郎、藤田宏达、津田真一的著作。他指出，缘起是一个没有根本基体的超法界的序列，是一个性质的而不是事物(诸法)的序列。在这个时间性的序列之外或之下，不存在任何实在(界)。本觉概念设置一个万法由以产生或在其中同时相互关连的“前时间”或时间之外的状态，这就是“基体”。

　　在第五篇论文《解脱与涅架：一些非佛教的观念》一文中，他认为解脱和涅槃这两个观念预设了一个需要解脱的“自我”，因而都是某种基体。他反对这种流行解释，并且在周密文献学研究的支持下，得出四个结论：1．“涅架”的原义不是“寂灭”而是“去蔽”。2．“涅架”的基本观念乃是“自我从非我中解脱”，因而得与“解脱”观念联系起来作为佛教的目的。所以，“涅架”和“解脱”都是以自我观念为基础的。3．自我常常被比拟为(光)，或说它产生光。如果拨开或除去遮蔽此光之物，那么光便会朗现出来照亮黑暗。因此，“光的寂灭”不可能是自我的解脱或“涅槃”。4．“自我从非我中解脱”即“精神”从“肉体”中解脱，而彻底的解脱惟有彻底逃离身体方才可能，这就是何以这种解脱会成为一种“死亡哲学”。

　　在第六篇论文《{般若经)与如来藏思想》，松本提出，早期般若经典宣说性空，但渐渐混入了各种如来藏倾向，这种情况在《现观庄严论》的编撰中达到极致，该论是含有各种如来藏观念的《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的一部颇有影响的注疏。最后一篇《论空》指出，性空必须从缘起的立场来理解，而不是相反。否则，便存在着将性空误解为某种基体的危险。

　　最后一篇《论空》一文从缘起的角度讨论性空，他认为，龙树《中观论》的主题不是性空而是缘起，而性空必须从缘起的立场来理解，而不是相反，否则便会将性空理解为某种“基体”。

　　1993年，松本史朗出版了另一部论文集《禅思想的批判研究》，继续展开他的批判。第一篇论文《禅思想的意义》，通过对摩诃衍与神会的教理分析，他指出从“思考的否定”来说，“禅思想’’便是非佛教的。第二篇论文《论{金刚经解义)》，如前面所介绍的。第三篇论文《临济的基本思想》，他对《临济录》中说：“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人”进行分析，指出“赤肉团”是“心脏”，而“无位真人”是本质(~tman)，“赤肉团”是“五位真人”存在的场所，所以称为“心地法”或“心法”，这是与佛教无我说矛盾的。

　　挎谷宪昭是前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职员和驹泽大学短期大学现任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唯识学专家。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学者和社会批评家，关于“批判佛教”他出版了《本觉思想批判》(1989)和《批判佛教》(1990)两部论文集。挎谷认为本觉思想主张一切法根基于一个单一的“体”或“真如”的“本觉”，而这个根源性、单一性的本觉思想具有权威性的意识型态，不承认文字、概念、信仰和知性的有效性。

　　挎谷批评本觉思想是：(一)肯定超越时间性的“本觉”(场所，或基体)，(二)肯定自我的权威主义，(三)否定“知性”而强调超越言诠的体验主义。相对于以上对本觉思想的批判，挎谷所采取的“批判佛教”的立场是：(一)主张“时间”性而非空间性的缘起，亦即是因果说。(二)强调无我思想为基础的利他实践。(三)肯定“语言”、“知性”、和“信仰”的重要性。

　　再者，挎谷认为本觉思想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很惊喜地发现天台智颉对老庄的批判，与他批判本觉思想的内容不谋而合。智顗批评老庄(一)否定因果，(二)欠缺利他，(三)绝言，可见本觉思想正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与老庄思想融会的结果。“批判佛教’’对禅的批判，主要集中对“本觉思想”的批判，正是挎谷所强调的三点。因此，日本学界近十年来对中国禅宗思想的研究，既有对传统禅宗思想的疏理，尤其对北宗禅、杨岐禅、曹洞禅等思想的研究；又有依西方学术的批判精神，兴起对传统禅学的“批判”，尤其后者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回应。

　　五、结语

　　我们通过禅宗文献、禅宗史、禅宗思想三个方面，总结了近十年来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禅宗的研究状况，希望能够为中国学人了解日本的研究热点，提供抛砖引玉的作用。

　　日本学术界不仅努力去发现本国所收藏的有关文献，而且很注意中国、朝鲜等国的收藏情况；同时，利用版本学、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整理、校注、研究，从而对文献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近十年来日本学界对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时代，尤其是沩仰宗、曹洞宗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同时，禅宗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

　　日本学界近十年来对中国禅宗思想的研究，既有对传统禅宗思想的疏理，尤其对北宗禅、杨岐禅、曹洞禅等思想的研究；又有依西方学术的批判精神，兴起批判传统禅学的“批判佛教”，尤其后者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