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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言生教授:深層生態學與佛教生態觀的內涵及其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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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生態學與佛教生態觀的內涵及其現實意義

吳言生

[北京]中國宗教,2006年第6期

22-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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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世界是當前國際社會致力達成的目標,也是中國宗教界特別是佛教界致力達成的目標。對外部環境的改善、對內在心靈的改善,是建構和諧世界的兩個重要內容。對外部環境的改善,關涉到上世紀 20年代以來在西方世界形成的顯學——深層生態學;對內在心靈的改善,關涉到中國佛學的根本思想。

     一、人類中心主義的弊端與深層生態學的產生

   西方文明傳統是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人類中心主義相信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為人類所利用的工具,人類優越於自然萬物,與其他生物無倫理關系。人類中心主義觀念被認為是生態危機的根源,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西方人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早在20世紀30年代,哲學家海德格爾就開始對自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提出了批評,指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傳統為統治自然的技術決定論思想鋪平了道路。他看到了這種技術決定論對現代世界存在的巨大危險,發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因而被看成是現代生態倫理學的思想先驅。隨著日益嚴重的環境惡化狀況的出現,“人類中心主義”越來越多地被人們質疑,被當今西方社會看成一種有缺陷的倫理,必須加以深刻反省,以非人類中心主義(nonanthropocentrism)取而代之。思想家們提出了“生命中心倫理”、“生態中心倫理”,以取代人類中心主義的位置,為解決現實環境問題的迫切需要而進行哲學思辯所產生的深層生態學遂應運而生。

  “生態”指生物與其環境的關系,生態觀是人們對生態問題的看法、觀念。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提出“生態學”一詞, 意謂“研究環境中的生命體”的科學。20世紀20年代,生態學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及至中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劇,惡化的環境對人類生存構成了愈來愈嚴重的威脅,生態學被賦予指導人類善待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重任,成為顯學。生態哲學、生態現象學、生態倫理學、生態建築學、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靈性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等思潮風起雲湧,乃至於這一時代開始被稱為生態學時代。在這些思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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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影響最巨。

  深層生態學的始祖是李奧波(Aldo Leopold,1887-1948),他的經典之作《沙鄉年鑒》被美國人視為 20 世紀最重要的自然主義經典作品,被生態學界奉為“綠色聖經”。出於對大自然的觀察和熱愛,李奧波構思出迥異於傳統西方思想的大自然哲理,《沙鄉年鑒》中的《大地倫理篇》是表達其思想的佳作。李奧波將倫理關系分成三個層次,並創造性地使用“社區”一詞:原始倫理是調節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後來發展為調節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這兩者的倫理范圍只限於“人類社區”,只重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隨著人類對環境的認識,應當出現第三層倫理,即大地倫理。大地倫理將“社區”擴展為包含無情世界的草木、山水、動物等的“生物社區”。在這個社區內,人與自然界和諧共存,其中的每一件事物,與任何其他事物均有關聯和依賴性(即華嚴宗所說的相即相入),組成了一個有情與無情世界交融共舞的生命共同體。“一種最終極的民主已經實現,它把所有植物和動物都視同人類。”(The Right of Nature,1989)  

  深層生態學認為不僅需要改善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也需要改變人類自身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深層生態學追求一種“人處於自然之中”(humans-in-nature)而非在其上的新形上學,把人置於跟其它生存物平等的層次。深層生態學拒斥將工業社會作為發展的典范,擁護生態中心倫理,主張人是依賴著生態界來存活,所以不該像主人對待奴隸一般剝削它。

  深層生態學是因應現代環境危機而發展的哲學運動,它首先致力於改變被視為破壞生態罪魁禍首的“主宰性世界觀”(dominant worldview),要消除“人本主義的自大”,再建立一個整體性的生態和諧的生態哲學,而此哲學的思想基礎是“自我實現”和“萬物平等”。自我實現指超越小我以實現整體性的大我。奈斯認為,“自我覺悟”(self-realization)必須經過三個階段:從“本我”(ego)到社會化的“自我”(self),再由“自我”到形上的“大我”(self)。當一個人體悟了“生態大我”之後,生態系統中的所有東西,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深層生態學強調“萬物平等”、“生態中心主義的平等”、“生物圈平等”,超越了以往僅僅把自然物、非人類的生命體看作“工具”或“資源”的狹隘認識,肯定“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內在價值”,都有生存與發展的平等權利,它們在生態系統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對西方固有文化和道德價值觀念的挑戰。比爾·迪伏和喬治·塞遜斯指出:“幾千年以來,西方文化變得日益迷戀於‘控制’的觀念:以人類控制非人類的自然界,以男性控制女性,以富裕和權力控制貧窮,以西方文化控制非西方文化。深層生態學允許我們去審視這些錯誤和危險的幻想。”(Environmental Ethics,1998)從“自我實現”和“萬物平等”思想基礎出發,奈斯歸結出深層生態學基本原則,強調地球生生不息的生命,包含人類及其它生物,都有其自身的價值,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意義。

    二、深層生態學向東方佛教的轉向

  深層生態學不只講求物質環境的改善,更講求精神層面的內省。在深層生態學的興起與發展過程中,呈現著一個受東方思想熏陶的歷史過程,而發掘並引入東方文明的精神資源,向佛教思想的轉向,更是深層生態學的一個重要的趨勢。叔本華、史懷澤、赫胥黎、湯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羅爾斯頓等許多思想家和生態哲學家都強調了古代東方生態智慧的重要意義。哈佛大學出版社近年來連續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討東方思想對當今生態文化思潮的巨大價值,如《佛教思想與生態學》(1997)、《儒家與生態》(1998)、《道家思想與生態學》(2001)。西方學者認為生態困境的根源出自於人類中心主義,其解決之道就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觀、自然觀、價值觀,於是他們紛紛向東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尋求答案。

  與西方文明人類中心主義不同,東方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圓融一體、胎息相通、共生共榮的。西方環境運動思想家納什(Nash)對東方宗教、哲學贊譽有加。他說:“這些信仰 (東方諸宗教) 的核心是對傳統基督教一向所不能免除的二元論與人類中心主義的排斥。東方宗教認為自然的各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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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終究是融為一體的。由於宣稱個人的我是浸YIN在一個更大的有機體中,東方宗教為環境倫理開出一條智性的康莊大道。古代的東方思想與生態學的說法是不謀而合的。”(Nash,1989)

  西方人對東方佛教的了解,主要得益於禅學大師鈴木大拙(1870-1966)。20 世紀初,鈴木大拙從日本來到美國,傳播佛教思想。鈴木大拙在其著作中試圖打破西方二元的世界觀,主張我們內在的生命融入自然並同它合而為一,自然不是我們要去征服的對象。受此影響,20世紀 60年代興起了反西方社會文化、貶抑基督教而崇尚東方宗教思想的風潮,美國詩人史耐德將東方宗教哲學思想和西方的生態學做了完美的結合; 艾倫·瓦茲深受鈴木的影響,認為自然界(包括人類本身)是一個整體,其著作《自然、男人與女人》主張一種全面發展的道德意識必須涵蓋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佛教與生態思潮有著思想的親密性;美國環境學者羅爾斯頓等人則認為佛教因果報應、六道輪回學說對東方人保護生命起過很大作用,《華嚴經》裡的因陀羅網是對生態系統網絡的極好描繪。這些觀點代表了西方學界對佛教所蘊含的生態學價值的充分肯定。奈斯指出:“佛教為深層生態學提供了適當的背景或淵源聯系。”在構建其深層生態學理論時,佛教思想為其關鍵概念(如自我實現、內在價值)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明。

  具有深層生態學意味的環保運動開始後,對佛教生態思想的發揚,以1975年普立茲獎得主、美國詩人史耐德(Gary Snyder)的影響最為巨大。史耐德從小對荒野充滿同情心及好奇心,他在日本習禅 10 年,廣讀鈴木的著作。60年代後期,史耐德回到美國,開始構思一種獨特的佛教生態哲學。史耐德將佛教教義與深層生態學密切結合,用佛教教義和美國印地安原住民的自然觀架構他的生態倫理,最具體的表現就是他的《龜島》與《斧柄》兩本詩作。他主張“草木和動物都是人(people)”,其思想源自中國佛教所說的“無情有性”。在此基礎上,史耐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萬物也有其基本權利,動物有“動物權”,草木有“草木權”,草木也有“解脫的潛力”。

  深層生態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深受大乘佛教教義的影響。大乘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無情有性思想、尊重生命思想、圓融無礙思想,都為深層生態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深層生態學者主張實現“輕踩大地”(tread lightlyon the Earth)的生活形態,提倡居住在一個簡樸的、較少科技化的、自給自足的有情與無情相依相惠的“小區”裡,使消費和物質需求達到最小,使人類的生活對地球上其它物種的影響度減到最低。此外,佛教物我一如、愛物護生、克制私欲、祛除妄念等主張,都成為深層生態學所關注、吸納的哲學智慧。

    三、佛教生態觀的內涵及現實意義

  佛教生態觀的哲學基礎是緣起論。緣起論是佛學有別於其他宗教哲學的根本性思想。依據緣起的觀點,整個世界處於圓融互攝、共生互動的網絡中,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從緣起論的立場,產生出佛教生態觀的基本思想。

  1、眾生平等與尊重生命的思想

  大乘佛教將一切法都看做是佛性的顯現,萬法都有佛性。天台宗大師湛然將此明確定義為“無情有性”,即沒有情感意識的山川、草木、大地、瓦石等都具有佛性。禅宗強調“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基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無情有性”、“一切眾生(甚至於草木無情)皆可成佛”的思想,佛教主張“尊重生命”,尊重包括植物與動物在內一切生命形式。眾生平等不僅是不
同個人、不同人群、不同人種的平等,而且是宇宙間一切生命的平等。任何生命都具有尊嚴性,因此應當用尊敬的態度來對待。這樣的佛性觀,使人類對無情世界的草木國土不再以征服者自居,而是平等視之。深層生態學的思想淵源大地倫理與佛教眾生平等、尊重萬物的觀點有相通之處。李奧波從生態學的角度將地球當做一個有機體, 宣稱:“大地倫理學改變人類的地位,從他是大地——社會的征服者轉變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員和公民。這意味著人類應當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樣的態度尊重大地社會。”李奧波的繼承者國際環境倫理學會主席、美國環境哲學家羅爾斯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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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學必須發展成大地倫理學,必須對與所有成員密切相關的生物共同體予以適當的尊重。他希望轉向東方,從佛教那裡汲取尊重生命的思想來建立一門環境倫理學。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發揮佛教的無情有性說,指出:“宇宙全體,還有其中的萬物都有尊嚴性,它是這種意義上的存在。就是說,自然界的無機物和無機物也都有尊嚴性。大地、空氣、水、巖石、泉、河流、海,這一切都有尊嚴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嚴性,就等於侵犯了我們本身的尊嚴性。” 深層生態學將生命關懷的范圍從人擴展到一切生物,敬畏一切生命。“敬畏生命”理論的創立者施韋澤因此成為 195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

  現代生態的危機根源於人類中心主義,各式各樣的個人主義都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表達形態,它們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各種問題的根源,消除人類中心主義是深層生態學發展的前提。這與佛教的無我論胎息相通。佛教主張破除我執與法執消除了生命主體自身的優越感和在世界中的優先性,是對自我中心論的有力校正。

  2、圓融無礙與大慈大悲的思想

  《華嚴經》中的“因陀羅網”,是帝釋天的寶網由無數的寶珠聯綴而成,每一寶珠都映現出其他寶珠的光影,珠珠相映,影影相含,重重無盡。華嚴學者以此闡述一與一切的關系,認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與一切,相入相即,圓融無礙,重重無盡。圓融的觀點同樣是當代生態學的理論支柱。生態學家萊文斯和萊沃丁認為,整體是“一種由它與它自己的部分相互作用、並與它所隸屬的更大的整體相互作用而規定的結構”。生態是生命體系與非生命體系構成的,二者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們是融合而不可分的整體。對非生命體系的掠奪、干擾、破壞,都會使支持生命存在的結構解體,都是違反生命網的原則。佛教在圓融無礙的基礎上生發出大慈大悲的思想。《維摩诘經典型體現了這一思想。在經文中,維摩诘將自己與眾生看為一體,對一切眾生之病感同身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無條件給予人歡樂,以眾生的身心病苦感同身受,這充分地體現了佛教的社會責任感。

  3、淨化心靈與莊嚴國土的思想

  淨土是大乘佛教追求的理想境界,對淨土的描繪體現了佛教的理想生態觀。佛教最有代表性的淨土是阿彌陀佛淨土,又稱西方極樂世界,包含了佛教徒對理想生態的設定。極樂世界是無苦有樂的世界。極樂世界有八功德水,有豐富的樹木鮮花,優美的音樂,有增益身心健康的花雨,有奇妙多樣的鳥類,有美妙的空氣與和風吹習。

  從國土淨的角度來說,佛教生態觀可保護自然生態。自古名山僧建多,佛教以解脫為修行目標,在青山綠水間築庵建廟,佛化自然,為清修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佛教活動場所,大多樹木蔥郁,鳥語花香,是生態保護的典范。呼吁和平,參與環保,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佛教界的重要實踐方式,反映了佛教徒的生態自覺。

  從心淨的角度來說,中國佛教重視通過心靈的自覺,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進而改善自己的行為。通過對現實世界的改造,在現實社會建設美麗的淨土,這就是《維摩诘經》所倡導心淨則佛土淨的思路。禅宗將其發揮為淨土在世間,莫向西方求的思想,重視現實世界的改造。心淨是國土淨的根本,這也就是和諧世界從心開始所蘊含的三味。

  生態危機根源於人類的心態危機與心靈污染;世界的和諧,最終歸結到人類心靈的和諧。今年中國舉行的世界佛教論壇,是對中國佛教人間淨土思想的現代回應。只有心靈得到了提升、淨化、和諧,由無數個體、無數心靈組成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才能和諧、美麗,美好莊嚴的人文淨土、物質淨土就可以實現於人間。

         (作者為《中國禅學》主編,陝西師范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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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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