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刻艺术

周叔迦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西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後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八世纪前後，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西元八六八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已於五十多年前被英国人斯坦英窃去，真令人切齿痛心。

近年四川省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中国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於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西元九七一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西元九七五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後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塔下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阳刻本)也颇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阳刻成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书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经和其他书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增加。

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纯熟。宋元刻本书的扉页画从宗教书籍展到一般书籍。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

西元一三四○年(元朝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种书籍，绚丽夺目。

刻版印刷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艺术之一。各地寺院中保存着不少古代刊刻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佛经和图书，这是中国文化遗産的一部分，理应妥善保存。对於图书和佛经，首先应当查明是什麽年代、什麽地方、什麽人出资刊刻的；第二是确认装璜的形式，是卷子式、梵箧式、书册式。从这两方面审查其文物价值。具有文物价值应当保存的，便要确定每版的高度、宽度、每行字数，查明函数、册数、卷数、页数，注明完整或残缺情形。即使残缺不全，并不减损其文物价值。这是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