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当代小学生都知道他是民族英雄、清官，鸦片战争中闻名遐迩，大英帝国首都伦敦都塑有他的蜡像，但是，中国历史系本科毕业生，没有几个人知道林则徐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林则徐二十五岁中进士，早年进入仕途，有缘得闻佛法，即深信不疑，亲书小册经咒，随身携带，虽政务繁冗，坚持课诵，经常在旅途中坐在轿内读经，行持诚笃，终生不变。
在《林则徐日记》中可以查找到不少供佛礼佛、求佛祈雨、抄经赠友、忌日持斋、参拜佛寺的记述。在《林则徐诗集》中，也有不少反映林公参禅诵经、弘扬佛法、赞扬佛子、以佛咏景、以禅喻诗以及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林公丧母，也请僧人作佛事超度亡灵。林公曾两次将太湖的铜观音请至杭州、苏州祈雨，极为灵验。
他受佛法熏陶，并深信力行，奠定他终生坚持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为做人作事准则的深厚思想基础。他曾撰联语为座右铭，一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他当年能不顾威胁利诱，不怕判罪杀头，毅然焚烧帝国主义的鸦片，正是他这种正气凛然的大无畏精神的表现。
在流放期间，他把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心扑在新疆地区农田水利工程上，组织开垦荒地近百万亩，提出解决沙漠中水利问题的“坎井”计划。
林则徐写的《十无益格言》，对现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义。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谭嗣同，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就义，年仅三十三岁，梁启超称他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谭嗣同知识广博，接触佛教后，他觉得“平日所学，茫无可倚”，“徒具深悲”。他开始对佛教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入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
一八九六年，谭嗣同到南京，跟随著名佛学家杨仁山居士学佛一年。就在这期间，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谭嗣同接受佛学，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贵其心”、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在学术上，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应用上，佛学有着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
在谭嗣同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度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佛学思想。梁启超赞叹说：“然真学佛而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1916年8月，孙中山视察象山、舟山军港途中，顺道去普陀山，在佛顶山慧济寺前，看到极为罕见的奇景，遂作《游普陀志奇》一文，摘录如下：
“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览，独迟迟徘徊，巳而旋赴慧济寺，才一遥嘱，奇观现矣!
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组锦，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转近，益了然。见其中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巳过其处矣。
既入慧济寺，亟询之同游者，均无所睹，遂诧以为奇不巳，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胜者。耳听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焉乎!此神明之所以内通。
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鼓镗哒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馀、道阶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
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孙文志
原载《佛教文化》96年3期，附孙中山先生亲笔影印件，并有图章。
章太炎，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鲁迅曾听过他的课。1903年因反清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三年，“晨夜研诵《瑜伽师地论》”等大乘经论，最后“乃悟大乘法义”。他认为佛教中那种“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的精神，“万法唯心”、“缘起性空”的理论，能使人“勇猛无畏”、激励人们的斗志，树立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以求自强自立。提倡佛学，还可以增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制恶见，清污俗”、“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与?”佛教还可以团结中国社会各阶层，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
他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贵的。”
由此可见，章太炎是以非常积极的、进取的精神来接受佛学，并以佛学的一些观点作为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