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正新修大藏经》(一)

《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是在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人的主持下，集中日本佛教界、学术界一大批优秀学者，历时十三年(1922—1934)，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编辑出版的。据统计，先后参与人员约300人，有关人员达45万之多，编辑费用则达280万日圆。了解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实在是一笔惊人的钜款。全藏100卷，计正藏55卷、续藏30卷、图像部12卷、昭和法宝总目录3卷。收录各种典籍、图像3360部，13520卷。是当时收录佛教资料最多的一部大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大藏经对世界佛教研究的普及与深入贡献之大，实在无与伦比。堪称佛教文献学史上一座前所未有的里程碑。1960年，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发起重印，重印时对初印本的若干错误作了校正修订。

在世纪交替之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东西方各国人民，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曾经影响了并至今仍影响着东方世界广大区域与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近二、三十年来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热潮、英译汉文佛典的热潮方兴未艾。因此，认真总结《大正藏》的优点与不足，对我们目前的佛教文献整理与新的大藏经的编纂，对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对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大正藏》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简要地谈谈个人在使用《大正藏》及整理佛教文献时的一些体会与想法。

《大正藏》的优点是多方面的。除了篇幅浩大、资料丰富、收纳了大批前此未入藏的资料外，从大藏经编纂的技术角度，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精选优秀底本

汉文大藏经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先后出现写本、刻本两大阶段。在写本阶段，因抄写者不同，抄写的目的不同，写本的质量参差较大。既有三校定本的精本，也有粗率之作。刻本藏经，则因其所依据的底本不同，刻工的认真与否，质量也高下不一。因此，为了保证新编辑的大藏经的质量，首先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就是选定好的底本。

《大正藏》以《再刻高丽藏》为底本，应该说是在当时条件下独具慧眼的正确决策。《再刻高丽藏》由高丽守其在《初刻高丽藏》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时参考了《开宝藏》、《契丹藏》，从而使《再刻高丽藏》成为当时一部十分精良的大藏经。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谈谈《开宝藏》、《契丹藏》、《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的相互关系。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是依据蜀地的一部写本藏经刊刻的，如我在《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中所论述的，会昌废佛之后，我国的大藏经均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而统一。但随着时间的流驰，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不同，于是又出现一个统一过程中的分化。亦即各地的大藏经虽然均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但相互间略有参差，从而出现种种不同的变种。所谓《开元释教录略出》实际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变种之一。现在看来，《开宝藏》所依据的这部蜀地写本藏经的实际组织形式也是当时诸种以《开元释校录·入藏录》为基础的写本藏经的变种之一，与正规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有一定的差异。且存在不少错误。根据吕澄先生研究，这些错误在其后的诸修订本中逐步得到纠正。

《契丹藏》是辽代官刻的藏经。以往人们以为它是依据《开宝藏》覆刻的。现在则明白，它实际是依据流传在北方的一部写本藏经刊刻的。这部写本藏经比较严格地按照《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组织，且经过严格校订，可说是当时最为精良的刻本藏经。可惜后代亡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房山石经》中的若干经本及近年发现的若干另本而略知其仿佛。

《初刻高丽藏》依据《开宝藏》覆刻而有损益。其后因版片毁损而有《再刻高丽藏》之举。如前所述，当时守其依据《开宝藏》、特别是依据《契丹藏》对《初刻高丽藏》进行了认真的对勘，纠正了原版的种种错误。其工作反映在守其所着的《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中。守其严谨的作风使得《再刻高丽藏》成为当时诸种藏经中的佼佼者，使得《再刻高丽藏》成为当时集诸藏之长的优秀藏经。

凡是《再刻高丽藏》已经收入的佛典，《大正藏》均以《再刻高丽藏》为底本，从而使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良好而坚实的基础，即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这是《大正藏》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那些《再刻高丽藏》中未收的典籍，《大正藏》在选定底本时就有一定的随意性。如某些典籍在某一种大藏经中已经收入，但《大正藏》在选定底本时没有选用该入藏本，而是选用收藏日本某些寺院的抄本。这或者与当时这些入藏本比较难以寻觅有关。

二、确定科学体例

结构体例的好坏，也是一部藏经成败的关键之一。所以我把结构体例问题视作“藏经组成三要素”之一[1]。我国古代的僧人在漫长岁月中对大藏经的结构体例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过种种方案。经过时间的淘汰，大家渐渐认同唐释智升在《开元释教录·有译有本录》中提出的分类法。应该说，智升的分类法的确代表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但也不是尽善尽美。我曾经指出：“从总体看，智升是站在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背景上设计汉文大藏经结构的，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2]智升的分类法其后成为我国历代大藏经结构体例之圭臬。明代智旭在其《阅藏知津》中提出一种新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在其后我国大藏经的编藏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体现，但对日本佛教界有一定的影响，后来日本《弘教藏》的编次便基本依据《阅藏知津》。其实，在我看来，智旭并没有改变智升方案的根本缺陷，只是按照天台五时判教的观点把佛典重新组织而已。

《大正藏》则完全抛弃传统的“重大轻小”的分类原则，力图依据思想的发展与典籍的演变这样的历史线索来安排大藏经的结构，以期给研究者最大的方便。从广义说，这也是一种判教。但这是从历史演化的背景出发，站在科学立场上的判教，与前此的各自站在自己宗派立场上进行的判教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日本近代以来接受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并将它具体运用于佛教文献研究领域的成功实践。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新成果。高楠顺次郎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全百卷完成献辞》中总结《大正藏》的十大特点，其中第二点即为“采用了综合现代学术研究成果的最新式的编修(体例)。”[3]应该说是很中肯的评价。比较而言，近代以来我国一些学者设计的大藏经结构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重大轻小的窠臼，则实在令人遗憾。

藏经体例的创新，既要有新的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又要求编纂者必须有深湛的佛学功底，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兼顾现有汉文佛典的具体情况，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近代以来已出现多种新的大藏经分类法，有的方案可说完全从纯理想的角度出发以设置各种类目。理想固然理想，但在纷繁复杂的现有佛典面前缺乏操作性，最终还是行不通。《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一号刊登了高楠等人最初的体例设想，与《大正藏》最后的实际形态相比，两者已有较大的不同。由此可以体会到编纂者当初如何为建立更加完善的体例而绞尽脑汁。学术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大正藏》在结构体例方面的若干不足，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予评述。但在当时，它的确雄居于佛教文献学的最高峰。

三、进行认真校勘

有无认真的校勘，也是一部大藏经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

刻本藏经承袭写本藏经而来，写本藏经的种种鲁鱼之讹自然也会影响到刻本藏经。诸种刻本藏经渊源不同，承袭各异，使同一经典往往显示不同的形态。凡此种种，使得藏经的校勘成为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高楠顺次郎回忆说：在首次酝酿编纂《大正藏》的会议上，中野达慧曾提出，中国明代集中了数十位优秀人才，利用各种版本进行对校，已经印行了优秀《嘉兴藏》。因此，现在没有必要再出一部新的校对大藏经(当时日本已经依据《嘉兴藏》出版了《  字藏》)。但其后在利用《嘉兴藏》对石山寺所藏写本《大般若经》进行整理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嘉兴藏》本《大般若经》不但有错字，甚至有连续数行乃至半页的脱漏。错误之多，几乎每页都需用朱笔进行校改。正是这件事促使日本学者下决心编纂《大正藏》。[4]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校勘工作就在《大正藏》的编纂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大正藏》主要利用增上寺的宋藏(《思溪藏》)、元藏(《普宁藏》)与作为底本的《高丽藏》对校。又加校明藏(《嘉兴藏》)。此后，又加校原藏于上野帝室博物馆的正仓院古写经与藏于宫内省图书寮的北宋本一切经(《崇宁藏》、《毗卢藏》混合本)。我国的藏经可以分为以《开宝藏》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为代表的北方系以及以为《崇宁藏》等为代表的南方系。《再刻高丽藏》实际集中了中原系、北方系的优点，而《大正藏》又参校了南方系《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的经本。因此，《大正藏》可以说集诸家之精华于一身。此外《大正藏》还从日本各寺院收入不少古写经或刊本，或作校本，或作底本。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

校对时，只指异，不改文。即使底本明显错误，也不作改动。所用经本，在《大正藏》每卷末尾的《略符》中均有介绍。而在《昭和法宝总目录》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中则对每一部典籍的底校本都作了交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不少经典还与梵文本或巴利语本作了对勘，并在校记中注出梵文或巴利语原词。

古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因此，校书的质量一般与校书者的学术水平及其精严的态度成正比。前些年，我们编纂在《中华大藏经》时，对《大正藏》所收若干典籍的校记作了复核，发现《大正藏》的校对固然也有不少疏漏之处，但从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也是《大正藏》出版后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楠顺次郎把“施加前所未曾见的博涉严正的校正”作为《大正藏》的十大特点之一，也可谓恰如其份。

四、加以断句训点

《大正藏》对所收典籍全部加以断句；为便于日本人利用，还按照日本人读汉籍的习惯，对其中若干典籍加以训点。高楠顺次郎指出，这是为了使佛典更加大众化、实用化，更利于人们阅读而作的努力。

笔者对日本的训点仅略知一二，无权进行评论。至于《大正藏》的断句，历来甚受批评。的确，除了若干承袭《嘉兴藏》断句的典籍之外，《大正藏》的断句，可谓错误百出。如果用朱笔校改，想必会满篇皆红。应该说，这与日本学者阅读、研习汉籍的学力修养有关。近几十年来，不时可以听到一些日本学者对本国的汉籍修养、汉学水平提出批评，有的还相当严厉。可见这个问题已经为日本学者所注意。尽管如此，我认为，《大正藏》编纂者使佛典更加大众化、实用化的愿望是值得称颂的，他们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俗话说，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佛典博大精深，任何人都不敢声称自己能够底测。佛典标点难度之大，使多少饱学之士望而生畏。《大正藏》的编纂者知难而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另外，我也常常听一些初学者说，《大正藏》有断句，好读。可见，有断句正是使《大正藏》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编纂者籍断句而使佛典更加普及的愿望可说已经达到。断句有错固然可能误导读者；但知道《大正藏》断句不尽可信，从而小心谨慎，也可以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所以，我认为，就《大正藏》的断句实践而言，可谓毁誉参半、功过相抵；但《大正藏》编纂者由此指出的使佛典更加普及化的方向无疑将指导后进者一步一步地前进，精益求精地把佛典标点工作做得更好。

五、实用的版本目录与索引

作为一个佛教文献学工作者，《昭和法宝总目录》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其中最为常用的是《大正藏》的版本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与两个实用索引——《大正新修大藏经着译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目录》。

《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按编号逐部着录《大正藏》所收典籍。先着录其经名、卷数、在《大正藏》中的卷次与页码，然后的着录项目依次为：

1、名称，包括中、日、梵、巴、藏之异名、略名；

2、着译者及着译年代；

3、该佛典在丽、宋、元、明诸藏及在诸日本大藏经中的函号；

4、所用的底本及校本；

5、品名、子目；

6、异译本、注疏、参考书；

7、备注。

上述诸项，有则着录，无则空缺。我想，看了上述着录项目，无庸再作论述，人们自然会对该目录所具有的高度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作出评价。

《大正新修大藏经着译目录》以五十音图为序，分别着译者，着录《大正藏》所收的该人着译的佛教典籍。着译者附简略小传；每部典籍注明卷数及在《大正藏》中的卷次与页码。

《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目录》以五十音图为序，着录诸典籍之正名、异名、略名等。凡属正名，则在经名下着录卷数、着译者、在《大正藏》中的序号、卷次、页码；凡属异名、略名等，则仅着录其在《大正藏》中的序号，以示区别，并便检索。

上述目录与索引对读者按图索骥查阅佛典，尤其对检索佛典的梵文名、巴利语名、藏文名、汉文异名、异本、注疏、品名、年代、着译者、诸藏函号，检索历代佛教学者的入藏着译，均有极大的功用。以往所有的大藏经均没有类似的目录与索引，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而《大正藏》能够自觉地站在现代学术背景上，发扬现代学术的严谨学风，按照现代学术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从而编纂出具有如此高度学术水平的基本工具书。可以说，《大正藏》的这些目录与索引不仅给读者以极大的便利，而且奠定了《大正藏》的科学基础。这是《大正藏》编纂者对大藏经编辑理论与实践的一大贡献，对佛教文献学的一大发展。高楠顺次郎把编纂上述版本目录与索引作为《大正藏》的十大特点之一，的确当之无愧。

六、现代印刷与装帧

《大正藏》采用铅字印刷，给读者以莫大的便利。仅就字体而言，古代的写经，一字多形及字体讹变在所多有；刻本藏经，也难以避免这个问题。因而给读者带来种种不便。采用铅印，讹变的字体通过正字而规范化，爽目易读。

不过，《大正藏》采用铅印，实在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据统计，《大正藏》总计96652页，按每页1500字计算，共计约1.5亿字。且不说大量佛典特有的异体字、悉昙字需要特意新雕赶造。仅就如此规模的巨书，逐一植字、校对，并以每月一卷的速度出版而言，其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当然，《大正藏》颇有疏漏之处，六十年代再刊时就颇有修订。至今仍有相当多的误植有待改正。但与当今中国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泛滥成灾，以至有“无错不成书”之叹的情况相比，《大正藏》的校对、印刷质量及出书速度就要胜过一筹。我以为，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热情与宗教责任心，应该看到由此体现的《大正藏》编纂者们的学术良心与时代责任感。这正是每一个佛教文献学工作者必须引为楷模的。

《大正藏》采用现代精装，选纸精良，装帧考究，使用方便。这也是以往的藏经所无法比拟的。

我以为，全书断句，现代印刷与装帧，这正是《大正藏》得以风行世界的两大车轮。

七、编纂配套的词语索引

《大正藏》出版之后，编纂配套的词语索引的计划便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由小野玄妙负责开始着手，并编成阿含、目录、法华等诸部。其后因小野玄妙逝世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而中止。1956年，这一计划再次启动，并于1958年由大谷大学、高野山大学、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龙谷大学等日本着名的六所佛教大学组织成立了“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负责规划、统筹此事，各大学分头承担任务。全部索引48册，完成一册，出版一册。至今已全部出版完毕，这是继《大正藏》之后的又一宏大工程。

该词语索引的采词比较广泛，并不限于佛教术语，而是尽量包罗人文、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学术用语，还采集一些对理解当时的自然及社会有用的词语。所采词首先按五十音图排为音序索引，然后再分为五十类目排为分类索引，诸如：教说、教判、天文历数、地理、动物、植物等等，每类又根据需要分为若干小类，可供分类检索。末尾附有梵文索引、笔划检字、四角号码检字。这部索引可以供人们查阅各种名词术语在《大正藏》中的出处，为佛教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这部索引的问世，使《大正藏》更加实用化与学术化。

不足的是该索引收词不够周遍，影响了它的学术价值；有时亦有疏漏，影响了它的使用价值。当然，由于它完全用人力而非用电脑编成，故上述缺陷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此外，出于某种考虑，当时规定从每一页中采出50个词语编入索引。这就出现在某些页码中，为了凑足数字，把一些不必要的词语也采入了；而在另一些页码中，由于规定限制，一些重要词语却未能采入。还有，设立五十个类目固然便于人们分类查索，但有时一个词语可以兼有几个类目的特性，这时把它分在何处，往往取决于编纂者的主观判断。加上由于分头编纂，各册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只有分类索引，没有音序索引，这样一来，按照类目分类，反而不便于读者查找。因为读者与编纂者的判断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往往要查几个类目，才能找到该词。

上面对《大正藏》优点作了简要评述，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但仅就上面所述，也可知《大正藏》之受欢迎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一部以现代学术思想为指导而编纂成的最富学术性、最实用的佛教大藏经。当然，《大正藏》编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站在当今的学术立场上回顾，也可以发现《大正藏》也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引为鉴戒。我认为，除了上面已经涉及的若干问题外，《大正藏》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选篇标准问题

一部大藏，就编纂者而言，总有一个选篇标准，亦即哪些典籍入藏，哪些典籍不入藏。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是“藏经组成三要素”之一[5]。《大正藏》的选篇标准是什么呢？

从历史上看，写本藏经的入选标准至唐释智升而大体确立，基本可以归纳为两条：(一)、凡属翻译的域外典籍，一概收入。由这条标准又衍伸出两点：可疑的、假托的一概不收，亦即疑伪经不收；虽属外道典籍，但因其亦属翻译，故也收入。(二)、凡属中华佛教撰着，仅收史传、音义、目录、法苑、仪轨等所谓“於大法裨助光扬，季代维持，实是纲要”[6]的典籍；其他典籍，“虽涉释宗，非护法者”[7]，则一概不收。因智升基本不收中华撰着，故后人批评智升的入藏标准，称：“经论虽备而章疏或废，则流衍无由矣。”[8]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便出现专收中华佛教撰着的别藏。

刻本藏经，大抵承袭前代的藏经而增益之。如《开宝藏》增入宋代译经及天台教典等中华撰着，《契丹藏》续增辽代佛教撰着等等。故后代的大藏经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正藏与续藏。正藏承袭前代藏经而来，续藏为新编入藏。当然，大藏经非一人一时所编，情况非常复杂。上面所述的只是一般情况而已。如有的大藏经有正藏而无续藏，有的大藏经新增的部分与原有的部分不作严格区分，其间又涉及翻译着作与中华撰着等，很难一概而论，在此亦不拟详述。但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后代藏经一般均涵盖被它作为底本或基础使用的前代藏经的全部典籍而增益之。若有删除，必有理由，如《契丹藏》之删除《坛经》然。《中华大藏经》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部分；下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部分及新编入藏部分。正是赓续了古代的编藏的这一传统。

如果我们以“大藏经作为佛教典籍之总汇，收经应尽量齐全，起码必须把古代已经入藏的诸种典籍全部收入”作为一个标准来审察，可以发现《大正藏》的编纂并不符合上述标准。[9]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历代大藏已收而《大藏经》未收的：如《大正藏》以《高丽藏》为底本，但《高丽藏》原有的《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御制缘识》、《御制逍遥录》、《御制佛赋》、《御制诠源歌》、《御制秘藏诠》、《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等均未收入。此外，《高丽藏》不收，但被《大正藏》的主要校本《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普宁藏》、《嘉兴藏》所收的不少典籍，如《宋高僧传》、《传法正宗记》、《往生集》等均为《大正藏》所收；但同样为上述诸藏所收而被《大正藏》排除在外的典籍却又有数百部。那么，《大正藏》剔除这些典籍的原因何在呢？

(二)、历代大藏未收而《大正藏》收入的：《大正藏》前55卷正藏部分收入不少历代大藏经均未收的典籍；其实，与这些入选的典籍水平相当的典籍还有不少，却又没有被选入。那么，上述典籍被入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由此看来，《大正藏》并没有采用历代编藏的传统选篇标准，而是订立有自己独特的标准。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它的选篇标准是什么呢？笔者寡闻，至今没有见到有关资料，但干泻龙祥的回忆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干泻龙祥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新修意义与经纬》[10]中这样说：在大正十一[11](1922)7月的一次聚会上，高楠顺次郎介绍了《大正藏》的编纂原则：(一)、以丽、宋、元、明四藏及日本古写经、敦煌文献进行校对；(二)、对校梵、巴原典；(三)、打破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体例，按照学术原则重新分类，以反映佛典思想的发展与文献的变迁。在当年11月的“新修大藏经编纂最高会议”上，与会者确认了上述三原则，列出诸分类部目并认领任务。大正十二年(1923)1月，按照上述分工开展实际工作，并决定增加一条新的原则，即(四)、增收敦煌文献、日本古写经、续藏中的优秀典籍及日本诸宗要典。至该年3月，完成了“入藏目录”。

也就是说，在编纂者的心目中，最初的注目要点，是进行认真校勘与确立新的结构体例。至于选篇标准问题，并没有被纳入议事日程。而后选篇的实际工作，或标准的实际掌握，是由负责诸部的编纂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头完成，最后由高楠归总。要编一部大藏经，事先却没有确定统一的选篇标准，说来实在令人惊诧莫名。然而事实又的确如此。这样一来，出现前面所述的的情况，即大量已入藏典籍未能收入，而收入新入藏典籍时畸轻畸重，自然就是难以避免的。

我认为，价值观念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作为佛藏编纂者，切忌以个人的标准来取舍佛典。如果当年智升不把大量的注疏、疑伪经等屏除在藏外，则能够为后代保留多少珍贵的资料！前人有前人的时代局限，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来苛责前贤。但是，现代的大藏经编纂者，是不是应该牢牢地汲取这个教训呢？

二、结构与分类问题

前面谈到，《大正藏》在结构体例方面颇有创新，这种创新应该肯定。但是，今天看来《大正藏》的结构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里以经部为例略作评述。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把经部分作大乘经、小乘经两大类，在大乘经中，又依次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等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诸经。小乘经先列四阿含及其眷属，然后罗列其他经典。《阅藏知津》也把经部分作大乘经、小乘经两大类，在大乘经中，则依次分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磐+五大部。在方等中，又分方等显说部与方等密咒部两类。小乘经与《开元释教录》大致相同。与《开元释教录》比较，《阅藏知津》删宝积、大集而增方等、法华。《阅藏知津》新设方等密咒部以收入各种密教经典，显然是弥补《开元释教录》不为密教经典单立部类之缺陷。

《大正藏》分经部为十类：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磐+、大集、经集、密教等十部。可以看出，它是斟酌、吸收《开元释教录》与《阅藏知津》而作的改造，现图示如下：

《开元释教录》

《大正藏》

《阅藏知津》

般若部

阿含部

华严部

宝积部

本缘部

方等显说部

大集部

般若部

方等密咒部

华严部

法华部

般若部

涅磐+部

华严部

法华部

五大部外诸大乘经

宝积部

涅磐+部

四阿含

涅磐+部

四阿含

四阿含外诸小乘经

大集部

四阿含外诸小乘经

经集部

密教部

说明：上表只表示《大正藏》与《开元释教录》及《阅藏知津》类目开合的大致关系，至于某些经典的具体归属，因更为复杂，在此不予涉及。

也就是说，就类目而言，《大正藏》新设的只有本缘部、经集部个两部。本缘部所收为诸种本生故事集、佛传故事集、因缘故事集与寓言故事集。当初主要供宣教之用，今天可称为佛教文学作品之汇集。这一类目的设置，甚便于人们的研究与使用。但经论杂糅，甚为无理。至于经集部，则基本上是把大、小乘经中那些无法归入上述诸类的经典统统收拢在一起而已。

审视经集部所收的423部经典，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小乘诸部派的典籍，又有大乘各主题的典籍。但编纂者没有对它进行细致分析，只是笼统归为一部。吕澄先生批评它“笼统芜杂，本不足为法”[12]，实为的评。无论如何，经集部的编排，没有体现出编纂者原定的以藏经结构反映佛教“思想之发展与典籍之演变”这一学术目的。

《大正藏》在具体典籍的鉴别分类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求那跋陀罗译四卷本《央掘魔罗经》虽然源出于《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的有关章节，但已经属于大乘经典，不应作为《杂阿含经》的异译经收入阿含部中。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藏经的结构、佛典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期努力，认真研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大正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大正藏》之后，不少学者也在这个课题上孜孜以求。我相信，只要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这个问题总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

三、对敦煌文献的整理问题

敦煌文献绝大多数为佛教文献，从时代上讲，其年代最早者可达公元四、五世纪，晚者则为公元十一世纪，时间跨度达600馀年。从抄写者讲，这些写卷有的出自宫廷楷书手之手，有的出自敦煌当地写经生之手，有的出自其他诸色僧俗人等之手，水平参差不齐。从内容上讲，大多数为历代大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也有相当数量为历代大藏经不收或漏收的典籍，还有许多仪轨、杂文乃至错抄的废纸与习字的涂鸦，可谓杂乱无序。由于年代长久，不同年代写经之字体因古今演化而异；由于抄写者众多，写经质量参差不齐，错漏增衍实为常事；由于内容歧杂，必须对它们进行鉴别，然后才可以利用。加之它们本来就是一批被人废弃的古文献[13]，所存写经不但颇多残头断尾，而且鲁鱼亥豕之处，在所难免；文意漏断之处，亦为常见。此外，有相当一批文献是在敦煌本地产生的，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诸如敦煌俗字、河西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涉互用等等。凡此种种，更增加了阅读与利用的难度。不过，在敦煌文献中，同一种文献经常保存有多个抄本残卷，如果把这些残卷的内容缀接、拼凑起来，再加以认真校勘，则往往可将残缺不全、文字错讹的文献拼凑完整，校为定本。由于有些文献尚有传世本，故校为定本时必须与传世本对勘。凡此种种，结合传世文献，对敦煌文献，特别是对历代大藏经中没有收入的诸种文献进行鉴定、定名、缀接、释读、校勘、录文，成为对这些敦煌文献进行研究的前提与先决条件。

《大正藏》编纂时，敦煌文献已经被发现，所以，收入敦煌文献，便成为编纂《大正藏》的四条原则之一。《大正藏》共计整理、发表敦煌文献约200种，达250多万字。这些文献主要集中收录在第八十五卷中，约有180多种；其余十馀种则散在其他各卷。把敦煌文献如此集中地汇聚在一起，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它既大大便利研究者的使用，也使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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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作：《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页。

[2] 同上，第42页。

[3] 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14号。

[4] 参见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之开端》，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二号。

[5] 参见拙作：《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页。

[6] 《开元释教录》卷十三，《大正藏》，第55卷，第625页中。

[7] 同上。

[8] 《大正藏》，第55卷，第1165页下。

[9] 《大正藏》分正藏、续藏两部分，前55卷为正藏，所收为印度与中国典籍；后29卷为续藏，所收为日本典籍；第85卷为古佚疑伪部，以敦煌文献为主。本节只讨论前55卷与第85卷，不涉及日本典籍部分。

[10] 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17号。

[11] 原文误作“昭和十一年”。

[12] 《吕澄学术论着选集》，第三卷，齐鲁书社，1991年7月，1636页。

[13] 参见拙作：《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五期。